1923年，戴笠在上海流浪，吃住在表弟张冠夫家里。张冠夫是商务印刷馆的职员，他和妻子王秋莲在小北门租了间小阁楼。夜里，张冠夫和妻子睡在床上，戴笠就睡在床前的地板上。这种生活让表弟媳王秋莲感觉十分不便。 戴笠早年父亲早逝，母亲单独抚养他长大。 少年时期，他曾在家乡的私塾读书，但由于沉迷赌博和色欲，早早便与当地的亲戚朋友断绝了关系。 戴笠在硖口镇参与赌博多次欺骗家人，甚至因赌博而被暴打，最终他逃离家乡。 1926年，戴笠来到杭州，投身于周凤岐部下。 然而，他依旧无法摆脱自己好赌的习惯，晚上常常逃出军营前往赌博，最终因此违反了军纪。 不久后，他离开杭州前往上海，依靠赌博和结交流氓混迹于上海滩。 在黄金荣的引荐下，戴笠加入了黄埔军校，并在1928年成为黄埔第六期的学员。 然而，戴笠并未在黄埔军校完成正规训练。 在南京，戴笠为蒋介石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蒋介石对戴笠的情报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将其纳入侍从室。 1933年，蒋介石决定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并任命戴笠为特务处处长。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戴笠他不仅领导了特务处的各项工作，还负责培养大量的特务骨干。 重庆、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特务组织，都受到他的直接领导和控制。 与此同时，戴笠通过严格的纪律和奖惩制度。 他为蒋介石最信任的情报首领。 在个人生活上，戴笠名义上与毛秀丛结婚，但其与众多情妇的关系也是公开的秘密。 戴笠的私生活混乱不堪，他对女性的控制欲望，甚至影响了他对军统内部纪律的执行。 他下令严禁军统人员结婚，并将任何违反者处以严厉的惩罚。 早年，在他生活的低谷，毛秀丛勤劳能干，打理着家务和农田。 尽管如此，戴笠始终没有为她提供一个稳定的未来。 1920年，戴笠前往上海。 然而，他在上海生活贫困，迫于无奈，他借住在表妹王秋莲家中。 王秋莲和戴笠曾有过一段未曾成形的婚约，但最终她嫁给了更加稳重的张冠夫。 王秋莲对戴笠的态度一直充满鄙视，她目睹了毛秀丛为家庭所付出的辛苦，也看到了戴笠多年来的无所作为。 即使张冠夫出于友情邀请他，王秋莲依旧冷嘲热讽。 戴笠只得低声下气，恳求暂时借住几天。 然而，王秋莲并没有心软。王秋莲最终的愤怒，更因为他一直未能承担起作为丈夫的责任。 尽管处境艰难，戴笠最终进入了黄埔军校。 然而，戴笠逐渐变得功利，他对毛秀丛的感情早已淡漠，他开始轻视毛秀丛，甚至公开羞辱她。 对于毛秀丛的苦心与牺牲，他未曾感激。 1940年，戴笠的妻子毛氏因病去世。 戴笠的权力并未停留在军统局的特务工作上。 他掌控了多个重要职务，包括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处长、财政部缉私署署长等。 他在这些职务上也采取了与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手段，不仅通过盗购军粮和囤积粮食获利，还借机进行情报收集工作。 他在重庆还开设了飞虹照相馆。 1942年，他与美国海军准将梅乐斯合作，在重庆建立了中美合作所，并担任所长。 戴笠协助美国预测了日本进攻珍珠港和菲律宾的计划，虽然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未能提前做好准备。 戴笠主导的军统不仅执行刺杀任务，许多政敌和被怀疑为共产党内应的军官都在戴笠的指令下被秘密处决。 在他的统治下，军统的纪律极其严苛，任何违抗命令的行为都可能遭到枪决。 戴笠擅长通过建立个人崇拜，增强自己在部下中的威信。 戴笠常引用古诗，甚至出版自传性质的刊物《家风》和《清白》，标榜自己。 然而，他深知自己的权力并非牢不可破，1945年，随着抗战胜利，他计划在战后担任全国警察总监； 同时，他也希望通过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甚至有意竞争军队高层职务。 然而，1946年，他乘坐一架军用飞机从北平起飞，准备前往上海和重庆。 然而，飞机在恶劣天气中失联，最终坠毁在南京近郊的岱山，戴笠和机上13名人员全部罹难。 参考文献：[1]王维礼.一部系统揭示国民党特务政治的著作──评《蒋介石与戴笠》[J].史学集刊,1996(1):7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