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赵平和老婆叛变，将刘少文所在位置供了出来，国民党特务闯入食品店，想要抓获刘少文，没想到刘少文一点也不慌，直接和特务聊起天来。 1948年赵平在上海的“天兴粮食行”经营顺利，利用这一商业掩护，他和妻子沙萍、经理施承年等人展开了革命工作。 赵平原本计划在家乡余姚待约一个月，采购粮食之余还能探望母亲和父亲的墓地。 他在向刘少文请示后，带着沙萍和施承年归乡。 然而，就在他们返回途中，赵平一行人在余姚的城门口石桥上被捕，随后押送至杭州。 沙萍在特务机关受刑后供出了更多的机密。 虽然刘少文无法得知赵平被捕的具体原因，但他敏锐地感觉到事态不妙。 与此同时，根据来自情报线人的报告，上海出现了两个叛徒，他们的背叛为国民党当局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刘少文不久也收到了熊志华被捕的消息。 在特务机关的审讯中，他遭遇了严酷的折磨。 当熊志华刚从后门走出时，几辆吉普车驶来，特务们迅速将他抓走，押入了中统的麦琪路机关。 事态的紧迫使刘少文不得不做出快速反应。 他决定以一个水管工的身份隐匿自己的行踪。 刘少文换上旧蓝布工装，背上工具袋，来到福民食品社与老唐商议撤离事宜。 在与国外情报组的负责人老唐交流时，楼下突然传来骚动声，刘少文意识到是熊志华故意制造声响。 他迅速采取应对措施，用河南话与特务对话，成功掩盖身份。 然而，就在他准备逃离时，不慎扭伤了脚踝，尽管如此，刘少文忍痛快速脱险，最终逃脱了追捕。 刘少文在脱险后并没有停歇，他最终到达了钟韵家中。 钟韵及时接到了刘少文的撤离通知，准备带领自己家人和其他人迅速转移。 刘少文也将这一消息迅速传递给其他地下工作者。 在刘少文一家暂时安全撤离后，钟韵、杨力平等人也开始了自己的撤离计划。 钟韵在确保家人安全后，将拆散的电台交给了杨善继保管，与家人一起成功前往香港。 在此期间，刘少文最终通过秘密路线转移到西柏坡。 刘少文早在1932年，他便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革军委秘书长。 1938年，刘少文担任了“上海八办”领导职务，积极支持新四军的各项工作。 那一年，刘少文通过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开展了一项针对新四军的职业培训项目。 刘少文将该培训班设立为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并成功举办了两期课程，培养了30多名学员。 这些学员随后被送往新四军，同年8月，刘少文还通过“慈联会”组织了一次移民垦荒活动，动员了约700名青壮年难民前往皖南参加新四军，支援抗战。 纪振纲，一位原为冯玉祥部下的商人，手中拥有一批步枪、机枪和迫击炮等武器。 由于上海周围战事紧张，纪振纲决定将这些武器交给新四军。 另一部分则由新四军第一支队直接到茅麓农场取走。 他先后组织了两批上海民众慰问团前往新四军驻地。 第一批慰问团于1938年出发，团员包括来自文化界和职业界的代表。 慰问团在新四军驻地活动了一个多月，并通过报告和展览等形式，向上海市民介绍新四军的战况处境，激发了上海人民更大范围的抗日热情。 第二批慰问团则由刘少文直接组织，他通过地方协会的名义将一批学生和干部送往新四军。 与此同时，作为中共特工的负责人，他的情报网络渗透到了日本占领区的多个关键部门。 1939年春，他成功获取了关于日本侵略计划的重要文件，提前一月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敌军的动向。 此外，刘少文还通过无线电与新四军保持联系。 随着敌人对抗日力量的打压加强，刘少文最终决定在1939年底离开上海。 经过香港和重庆，他回到了延安。 1945年，他在毛主席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担任了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屡次帮助主席化解了暗杀。 1949年，刘少文再次回到上海，化名张明，继李克农和潘汉年之后，继续为党组织传递情报。 上海市解放初期，刘少文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委员，在他的领导下，上海的治安得到了有效控制，民众的生活逐渐恢复平稳。 1952年，他重返军队，担任军委直属部门的负责人。 他为国防事业做出了贡献。 1955年，毛泽东亲自提名刘少文晋升为中将军衔。 但随后动荡时期，刘少文遭遇了严重的政治迫害。 反动分子指控他为“右派分子”，并将其从职务上撤职。 他被关押在京郊一座简陋的院落中，日复一日，酷暑严寒交替，他只得以简单的杂粮窝头和咸菜为食，营养不良。 尽管如此，刘少文始终未曾向任何压力屈服。 刘少文的冤屈得以平反。 虽经历了数年的迫害，但他并未丧失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 恢复名誉后，长期的健康损害使得他不得不接受治疗。 肾脏和肝脏功能的严重损害让他难以恢复健康。 当时，有关部门希望他能够重返岗位，但刘少文选择了退役。 参考文献：[1]杨仲明.刘少文遇险——秘密交通纪实[J].红岩春秋,2002(4):26-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