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11日，林在会上指着朱德说：“你这个总司令，从来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不要看你没有本事，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实际上你很不老实，有野心，想当领袖！” 最早发现林军事才能的人是朱德。1928年3月初，林带领一批人马化装成“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重创耒阳县民团谭孜生部，令朱德刮目相看。紧接着，林又献计朱德，两次出击，荡平盘踞耒阳城内的李宜煊部。林彪用一个连的兵力歼灭敌人一个营，接着还是用一个连的兵力击溃敌人一个团，最后依然是用一个连的兵力打败敌人一个师，创造了军事上的神话。 经此三战，朱德发现林沉默寡言的外表下蕴含着过人的才华：聪明绝顶，临危不惧，遇乱不慌，沉得住气，稳得住神，是个做大事的材料。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受挫，三河坝之战后，朱德率领的八百勇士虽疲惫不堪，武器弹药匮乏，却成为了革命火种的希望之光。他巧妙地利用了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与蒋介石之间的裂痕，机智地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6军第47师第140团，隐匿于范部之中，通过策略性的合作，不仅获得了急需的物资补给，更让部队得以休养生息，为后续的战斗积蓄了力量。 1928年的“年关暴动”，朱德以140团的名义，策划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智取宜章之战，成功揭开了湘南起义的辉煌篇章。这场起义历时三个多月，参与民众超过百万之众，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后来红军在井冈山的壮大与发展铺设了坚实的基石，书写了革命史上的不朽传奇。 抵达井冈山后，朱德与毛泽东携手并肩，共同提炼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一游击战术的精髓，如同一把锋利的宝剑，成为了日后共产党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引领着革命队伍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不断壮大，创造了无数战争史上的奇迹。 面对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朱德展现出了非凡的远见卓识，将开发南泥湾视为破解经济难题的关键一招。在与王震商讨此事时，他以一种既幽默又充满鼓励的语气说道：“土地嘛，咱们有的是，那可是一块肥得流油的宝地，多少人眼馋却没办法下手，就看你王胡子有没有那个胆识和魄力，去把它啃下来！”这番话不仅消除了王震的顾虑，更激发了他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决心，为南泥湾的开发与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有何不敢？”王震一拍大腿，豪气干云，“只要朱老总一声令下，再硬的骨头我王震也敢啃！” “好！东南方向九十里处有个南泥湾乡，地广人稀，土壤肥沃，是开垦的理想之地。”朱德说道。 为解决南泥湾的交通问题，朱德将修建从三十里铺至南泥湾的道路任务交给了炮团三营九连。在边区政府建设厅的指导下，九连指战员不畏艰难，夜以继日地铺石筑路，很快，一条平坦大道便贯通南泥湾。 春分已过，清明将至，正是播种的好时节。在王震的亲自带领下，三五九旅高唱着“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雄壮战歌，浩浩荡荡挺进南泥湾，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枪杆子上战场，锄头下田庄”的大生产运动。抵达南泥湾的次日上午，一场庄严而热烈的誓师大会便拉开了序幕。朱德亲临现场，他要亲自指挥这场意义非凡的屯田战役！ 毛主席更重视调查研究，他深刻指出，尽管红军中的领导干部普遍意识到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然而，遗憾的是，许多人的调查方式存在严重偏差，所得结果宛如杂乱无章的狗肉账目，又好似乡间老汉进城听闻的一堆奇闻异事，亦或是立于山巅远眺人间烟火，这样的调查流于表面，难以触及核心，对于实现我们的核心目标几乎无益。” 为了真正驾驭调查研究这一利器，他强调了几个关键点：首先，必须清晰界定调查的对象，“应当是构成社会的各个阶级，而非支离破碎的社会现象片段”。其次，调查的核心目的需明确无误，“即深入理解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从而做出准确的阶级评估，并据此制定出我们的斗争策略”。 毛主席提出，“我们的调查工作应聚焦于剖析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实质上是在倡导并强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洞察中国革命、农民斗争以及中国社会的本质”。同时，他也阐明了调查与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真正的研究必须深深扎根于调查的土壤之中，以调查获取的丰富素材为基石。任何脱离实际调查的所谓研究，都如同无源之水，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唯有愚蠢之人，才会孤军奋战或纠集一伙人，不进行实地调查，只知闭门造车地‘苦思对策’、‘空想计划’。必须明白，这种方式绝不可能孕育出真知灼见或妙计良策。”此外，他还详尽列举了调查研究的七大技术，为实践提供了具体指导。 在毛主席的视野中，党内主观主义表现为两大流派：“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二者皆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误入歧途。”教条主义者盲目崇拜理论，奉“本本”为圭臬，忽视实际情况，拒绝深入调查。 毛主席警告说：“此种作风，用于自律则自毁前程，用于教人则误导他人，用于指导革命则危害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反马列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征。面对如此大敌，我们有责任将其击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