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蒋介石杀了我的许多同志，还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同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20世纪初，陈独秀踏上了上海，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性人物之一。 在这片风起云涌的土地上，他满怀理想，倡导民主与科学，逐步将自己的思想理念浸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局势，战乱不断，列强入侵，民众疾苦。对于陈独秀来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激发社会变革，唤醒国人思想，特别是青年一代。 他创建了《新青年》杂志，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变革。在陈独秀的主导下，中国的文化、教育、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这一切的背后，陈独秀却没有停下脚步，他一直在寻求更为激进的革命方式。 他希望通过一场彻底的政治变革，改变国家的命运。 正是在这种思潮的驱动下，陈独秀坚信，只有通过彻底的革命，才能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革命的道路远比想象中的艰辛。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地位开始，一路走得并不平坦。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我党革命人士。 就连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也在这一场大规模的屠杀中死于蒋介石的刀下。 而第二年，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枫林桥畔。得知乔年被杀害后，在狱中的陈独秀老泪纵横。 陈独秀对于蒋介石的仇恨，显然是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来形容的。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蒋介石想趁机拉拢陈独秀，便派亲信朱家骅充当说客，还许诺给10万元经费和“国防参政会”5个议席。 陈独秀严词拒绝，他说：蒋介石杀了我的许多同志，还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同他不共戴天！只是现在国共合作，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这是陈独秀在国共合作时期的表态，简短而有力，却揭示了他内心的复杂情感。 对于陈独秀而言，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远比个人仇恨更加重要。 尽管蒋介石是造成他个人伤痛的源头，但眼下最为紧迫的，是如何抵御外敌，捍卫国家的独立与尊严。 陈独秀的这种做法，也反映了他作为革命者的成熟与理智。他深知，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个人恩怨与国家利益无法再分割开来。 如果国共两党不能联手抵抗外敌，中国的未来将更加堪忧。 因此，尽管个人仇恨深重，陈独秀还是做出了一个革命者的选择：为大局着想，暂时放下仇恨。 而他不为蒋介石的拉拢所动摇，体现了他“临大节而不辱”的风骨。 参考信源：父子三人同当中央委员——关于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