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银行进行内部审计查账时，居然发现周总理的账户上在30年前存上了1.2万英镑，经过多年的利息叠加，如果账户的总金额已经达到了46.7万元之多。
参考文献：《谈谈审计查账与处理》，审计署，2009.5.20。
1952年的一个春日早晨，阳光透过窗户洒进中南海的办公室。周恩来总理刚刚处理完一批文件，秘书带着一脸疑惑走了进来，手中捧着一个来自英国的包裹。
包裹不大，却沉甸甸的，外包装已经略显陈旧，上面写着：“为新中国建设尽微薄之力。”没有寄件人的名字，也没有回邮地址。
“这是怎么回事？”周恩来放下钢笔，站起身接过包裹，细细端详着。秘书补充道：“包裹是通过外交渠道转来的，但发件人身份并未登记，似乎刻意隐藏了信息。”
周恩来皱起了眉头，心里涌上一丝疑惑与不安。他小心地拆开包裹，里面赫然是一叠厚厚的英镑，总额高达1.2万英镑。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国家建设如火如荼，每一笔资金都弥足珍贵。但这笔巨款来得蹊跷，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这些英镑，周恩来沉思了许久。他想起党中央的规定：个人名义的巨额捐款不能轻易接受，尤其是这种来源不明的资金。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各种可能性——这笔钱是普通的国际友人所赠？还是某些人别有用心的行为？
为了避免误判，他立即召集了几位核心幕僚和外交部相关人员商议。
会上，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应该马上退还，防止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也有人主张先查明资金来源，或通过英镑的编号追查背后的真相。
周恩来坚定地说：“无论如何，这笔钱的去向必须清楚。接受或拒绝，都要有理有据，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
外交部开始通过多种渠道追查这笔资金的来源，但因为缺乏寄件人的详细信息，调查一时陷入僵局。
几天后，周恩来再次召集相关人员，强调：“既然一时查不到具体来源，我们便不能随意使用这笔钱。新中国需要的是每一分干净的钱，我们要对人民负责。”
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将这笔钱暂时存入自己的个人账户，等到查清来源后再做妥善处理。他还特别交代秘书，对这件事严格保密，不要对外张扬。
然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很快将此事放在了一旁。那个年代，他忙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后续安排、经济建设的部署以及内政外交事务，很少有时间再去关注那笔存款的来源。
存款被安静地放在银行账户中，没有动用，没有提及。
时间飞逝，转眼到了1997年。一场全国范围的内部财务审计展开。这次审计涉及党政机关和领导人相关账户，以确保账目清晰透明。
当审计人员查阅到周恩来总理遗留的个人账户时，他们发现了一笔非常特殊的存款：账户余额46.7万元人民币。
审计组成员一开始并不明白这笔钱的由来，账户上的记录显示，这笔资金一直没有任何提取行为，而它的起始日期可以追溯到1952年。
随着审计深入，他们逐渐拼凑出一些蛛丝马迹，并开始追查这笔钱的真正来源。
经过艰苦的国际调查，审计人员在英国的一家旧银行档案中找到了一些线索。
这笔资金的寄出者，是一对定居英国的华人夫妇：刘本堃和他的妻子。这对夫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移民英国，依靠经营小生意辛勤积累了一些财富。
刘本堃夫妇在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无比激动。他们心系祖国，毅然决定将自己毕生积蓄变卖后寄给周恩来。
他们选择匿名，是因为不想给新政府添麻烦，只希望自己的小小贡献能为祖国的复兴尽绵薄之力。
审计组的成员辗转联系到了刘本堃夫妇的后人。后人回忆，刘本堃夫妇是那种深怀家国情怀的人，尽管定居海外多年，始终以“中国人”自豪。
他们省吃俭用积攒的钱，本来计划用来养老，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他们兴奋不已，他们觉得能为国家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夫妇俩特意嘱托银行匿名寄送这笔钱，并叮嘱不要附带过多信息。他们害怕自己的捐款会给政府增添麻烦，甚至可能被误解为某种私心。
周恩来去世后，这笔资金因无人提及，一直静静躺在银行账户中。直到1997年，这个故事才得以重见天日。
经过中央政府和审计部门的慎重研究，决定将这笔资金连同增值部分用于公益事业，建立一所希望小学，并以刘本堃夫妇的名字命名。
希望小学落成那天，学校门口挂上了“刘本堃希望小学”的牌匾。来自各界的人士齐聚于此，向这对华侨夫妇的爱国情怀致敬。
一位年迈的老人动情地说：“他们用无声的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是大爱无疆。”
行摄虫虫
52年存，97年查账，是30年前一笔存款？[晕]这种一年级肄业文凭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