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不是乐歌 孔子所谓的“诗无邪”，并不是天真无邪之邪，而是指诗的内容和所表达的情感，没有“怪力乱神”，没有异端邪说，没有叛逆，没有不忠不孝之言，诗三百合乎儒家正统观念。 《诗经》所谓乐歌之说亦是无稽之谈。先看国风，有几首诗内容确实是民歌民谣，例如“采采芣苢”“采唐”等，但这已经是被采诗者加工过了，当初活泼的民歌民谣已经加工成为四言诗，这种被加工后的诗歌是要献给统治者观看的，这就是采风。十五国风除少数能看出歌谣特点外，大多数是没有民歌民谣特点的，而是诗人的用心抒情之作。小雅大雅更是如此——所谓雅乐之论，更是毫无根据，只不过作者群不同，地域不同，表达的情感带有显著差别罢了，颂部分也不例外。请看诗句“吉甫作诵，穆如清风”，“诵”字很说明问题，就是大声朗读或低声吟诵。这“颂”应该也同“诵”的意义相近。试看周颂中的哪一篇象是歌唱的乐歌？相反，每首诗都是描述的某种隐秘心情，无论如何也不是在公开场所歌唱的歌词，更不用说象“菀柳”“閟宫”等长篇诗歌，作为乐歌更是不可能！ 《毛诗序》所论诗言志是令人信服的，只说言而没有论歌。论风也是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论雅只言“雅者，正也”，论颂则说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告于神明”。诗序中从没有说这些诗是乐歌。《尚书》亦言“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很明确告诉我们诗与歌乐的区分。周的礼乐制度，似乎告诉我们礼和乐的关系更紧密。六经分别是指《诗经》《尚书》《仪礼》《周易》《乐经》《春秋》，而乐经已经遗失，只剩五经。《诗经》本三百一十一篇，有六首有标题而无内容，被称为笙诗。何为笙诗？大概只有乐谱而无文字，这就是乐。 再看《史记》一段文字:“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 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以备王道， 成六艺。”这段文字有很大的矛盾之处，就是删诗和成六艺。1，礼和乐，周王朝本就存在，不是因孔子而成。2，诗三千余篇，孔子何处得来？这三千余，除诗之外，应该是礼和乐的内容，孔子除删重之外，亦分门别类。诗中有乐谱的，乐中亦有歌词的这也叫重。孔子弦歌之，是验正那些乐谱。3，《韶》、《武》、《雅》、《颂》之音，是一种音乐分类。“武”同舞，一定是类似舞曲，韶、雅、颂，一定是不同场合所演奏的乐曲。而诗三百的分类是风、雅、颂。 孔子见老子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老子对孔子的赠言亦成为著名的处世经典:“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於死，在於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於身，在於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除这知心赠言之外，更为重要的当是其他赠物——就是有关书籍。如果没有这种赠送，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什么“诗经”“礼记”“乐经”。而老子出关，只留下了一部“道德经”。周道衰微，礼废乐弛，智者忧世救世，为我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文财富。孔子带回的正是诗书礼乐和周易，他担负起抢救文化和传播文明的重任，但此时的春秋社会动荡，诸侯战乱，再回到西周的礼乐时代已经不可能了。圣人周游列国，形如丧家之犬，悲哉！ 关于《诗经》的诗教说，盲者说诗，这是可信的。周王朝有采风之举，也有宣扬教化之策。王朝利用盲者到民间说唱诗歌演义故事，既给弱者谋食机会，也宣扬了王朝教化。但这说唱可不是单纯唱歌，似京韵大鼓，一个调子可唱任意词。古代说书者有时唱有时说，周朝时也应如此，不过后代得到发展变化罢了。 总之，我们应该改掉关于《诗经》是乐歌的说法，但它确实是一部诗歌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