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真相，是谁发现和重用了蒋介石，放出了魔鬼。 1905年的东京，当时年仅19岁的蒋介石，正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他与其他留日学生一样，过着清贫但充满理想的生活。 在东京，蒋介石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贵人——陈其美。陈其美是当时同盟会的重要成员，他发现蒋介石虽然年轻，但为人谨慎，做事认真。 随后，陈其美将蒋介石引荐给了孙中山。这次会面本应是蒋介石人生的转折点，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孙中山的革命队伍中，蒋介石的存在感极低。当时孙中山最器重的将领是黄兴、陈其美，还有陈炯明、许崇智等人，蒋介石只是众多追随者中的一员。 蒋介石首次引起孙中山注意是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他向孙中山详细汇报了欧洲战争的情况，并提出了反袁世凯的作战计划。 这次汇报让孙中山看到了蒋介石的军事才能，但仅仅停留在认可其参谋能力的层面。随后，蒋介石开始了他的参谋生涯，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总统府的参军。 在陈炯明手下，蒋介石担任作战科主任。在许崇智麾下，他又担任参谋长，最后又在孙中山的大元帅行营担任参谋长职务。 然而，这些职务看似显赫，实则都是二线位置。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展现出一个奇特的特点：频繁辞职。 从1918年开始的6年时间里，蒋介石共辞职14次。每次辞职的理由都不相同，有时是因为＂无军事进展＂，有时是因为＂关系复杂＂，甚至还因为＂经费不足＂而辞职。 这种行为让人难以理解，甚至多次让孙中山感到恼火。1922年10月，蒋介石在担任许崇智的参谋仅一个月后就以＂无军事进展＂为由辞职。 即使孙中山派廖仲恺去挽留，蒋介石依然去意已决。第二年，在担任大元帅行营参谋长不到一个月后，蒋介石又以＂同事关系复杂＂为由提出辞职。 1924年，在黄埔军校筹备期间，蒋介石又以经费问题为由提出辞职。这一次的辞职尤其让孙中山不满，因为黄埔军校是他晚年寄予厚望的重要事业。 1922年，陈炯明在广东发动兵变，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在陈炯明叛变之前，蒋介石与陈炯明的关系十分密切。当陈炯明向孙中山请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职务时，蒋介石还在孙中山面前多次为陈炯明说情。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源于他对当时政治局势的误判。在得知陈炯明叛变的消息后，蒋介石立即调整立场，坚定地站在了孙中山一边。 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候，蒋介石选择留下来，这让孙中山对他的印象有了很大改观。 1924年，孙中山决定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在苏联的帮助下，黄埔军校获得了充足的经费和武器支持。 作为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蒋介石开始逐步掌握军事力量。通过黄埔军校，他培养了一批忠实的部下，为日后的权力争夺奠定了基础。 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前夕，任命蒋介石为军事秘书。这个职务让蒋介石有机会更多地接触高层决策。 然而，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的实力派人物包括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等人，都在争夺领导权。 在这场权力更迭中，蒋介石表面上并不占优势。他既不是国民党的元老，也没有担任重要的党政职务。 但是，蒋介石掌握着一个重要资源：黄埔军校及其毕业的军官。这支力量在当时的军事和政治格局中具有特殊地位。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此时的权力分配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 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代表党内的左派势力。许崇智作为军事部长，掌管军队系统。 胡汉民则代表党内的右派势力，在政府中占据重要位置。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给了蒋介石可乘之机。 在这个关键时期，一个意想不到的外部力量开始影响广州政局。这就是来自苏联的顾问鲍罗廷。 苏联的支持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至关重要。无论是军事装备，还是政治指导，都离不开苏联的帮助。 在1925年的广州政坛，苏联顾问鲍罗廷扮演着超乎寻常的角色。作为苏联驻华代表，鲍罗廷不仅掌握着苏联援助的分配权，还在国民党的重大决策中拥有实质性的发言权。 鲍罗廷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革命家，曾在六个国家参与革命运动。他对中国的革命形势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特务组织来巩固革命成果。 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党成立了＂全权特别委员会＂。这个三人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组成，其中蒋介石负责特务组织的建设工作。 通过特务组织，蒋介石获得了超越其职务级别的特殊权力。 1925年8月，国民党元老廖仲恺遇刺身亡。这起事件成为蒋介石清除政敌的契机。 利用调查廖仲恺案件的名义，蒋介石开始清除异己。他首先将矛头指向了许崇智和胡汉民，指控他们与案件有关。 特务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掌控情报系统，蒋介石逐步削弱了其他政治势力的影响力。 随着调查的深入，许崇智被迫离开广东，胡汉民也失去了权力基础。原本的三足鼎立局面被打破，权力天平开始向蒋介石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