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0列火车载着20000名基建工程兵到深圳建设特区，住进了破烂茅屋，一年后却全部被裁。那时的深圳都是土路，遍地荒草、农田，驻地就是由一排排简陋的工棚组成。   基建工程兵主要任务是承担各类基础建设工作，包括工厂、矿山、交通、军事设施等项目的建设。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然而，尽管设立特区的政策已经明确，深圳的基础设施建设却仍处在起步阶段。   伴随着中国军事史上第七次大规模裁军的决策。   裁军的目标是对整个军队进行精简。   作为一个不吃军费、独立运作的兵种，基建工程兵在执行国家建设任务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1年，军委召开了关于精简的高层会议，杨尚昆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要求军队进行大规模的裁撤。   很快，基建工程兵面临撤销的消息传开。   李人林在一场兵种机关大会上正式向基建工程兵全体干部确认了这一消息。   基建工程兵并非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安排。   最初，他们提出了多个方案，试图在裁军的同时保留一部分职能。   括提出将兵种缩编，或是将其划归到其他部门，但最终均未得到批准。   基建工程兵面临的主要问题转变为“去向”问题。   中央要求这些部队按系统对口转业。   31支队是基建工程兵中规模最大、作风最为优良的单位之一。   根据政策，这个单位应当划归三机部，但由于与三机部的关系并不和谐，最终未能顺利接收。   而其他部队在面对新的接收单位时，也出现了许多矛盾。   各方对接收的反应并不一致，许多地方政府对基建工程兵的接收态度并不积极，部分原因是部队成员中不少是工改兵。   然而，一些领导开始提出将基建工程兵转业至深圳的方案。   1982年，王震副总理在一次与基建工程兵领导的会谈中，提到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急需大量建设力量。   经过几天的考察，王进禄认为，尽管深圳的条件较为艰苦，但从长远来看，深圳依托香港的地理优势，必定会迎来大发展。   然而，这一提议并未得到全体基建工程兵的认同。   31支队作为基建工程兵中的佼佼者，一直认为自己与空军和二炮的渊源深厚，理应回归这些部队。   然而回归空军或二炮的希望逐渐破灭。   最终，基建工程兵决定将大部分部队转移到深圳，而留在江浙一带的31支队则提出保留在原地的方案。   深圳的现实情况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当地街道的破旧，市区建筑的简陋，让这些习惯了在大型工程项目中拼搏的战士们感到一丝失落。   在深圳建设的初期，当时，深圳市区有一条长1650米的排洪沟，堆满了污泥。   没有足够的机械设备，士兵们只得手持铲子、镐和竹篮，清理沟渠中的污泥。   连续奋战近一个月，他们提前五天完成了这项任务。   1981年，深圳的道路状况依然不容乐观，特别是从香港进入深圳的铁路沿线，道路坑洼不平。   市政府决定修建一条新的市政道路，这项任务对于普通的民工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路基的黄泥塘深不可测，稍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   然而，基建工程兵用挖掘机清除泥塘，将一条坚固的道路铺设了出来。   最终，部队提前三天完成了任务。   1980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大楼的建设正式启动。   当时，深圳的物资供应十分紧张，连最基本的施工工具都难以获得。   建设者们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工具不足，只能轮流使用；   地基挖掘完成后，一场暴雨将地基坑变成了水塘，抽水机的故障使得战士们不得不用洗脸盆手工排水。   尽管条件艰苦，但建设者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圆满完成。   深圳电子大厦的建设在1981年1月开始，这是深圳第一座20层的高楼。   一台高150米的塔吊被调配至工地。   工程团队通过周密的筹划和严密的施工方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电子大厦最终提前一个月竣工，建筑质量受到了专业机构的高度评价。   与此同时，李人林曾是基建工程兵的领导。   李人林开始协调地方政府和中央的各方力量。   基建工程兵部队长王进禄不仅要处理部队的改编工作，还要亲自督促部队进入深圳后的安置。   最终，在1983年，王进禄因病住进了301医院，诊断为肝癌晚期。   尽管如此，王进禄依然坚持工作，关心部队的后续安排问题。   1983年，深圳市纪委成立初期，大量部队干部被选调至各关键岗位，他们的技术能力在新的工作环境中得到了发挥。   基建工程兵中的许多人还在退役后创办或管理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强集团公司、香港卫视、深圳市建筑装饰总公司等。   1983至1984年，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深圳的基本建设规模遭到压缩，但这批从部队转业而来的建筑企业依然展示出了强烈的责任感。   参考文献：[1]薛毅.中国军办煤矿述论——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为中心[J].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7(3):2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