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8日，国民党军长刘伯龙被枪杀，他的妻子向副军长张涛哭诉，说几百两黄金被士兵抢走。张涛大怒，派人将黄金追回，送还给了刘妻。 1949年11月14日，蒋军89军军长刘伯龙命令部队将卢焘从贵阳绑架并枪杀。这一事件，成为当时贵州战局中的一起悲剧，也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的复杂权力斗争。 卢焘早在20多年前便已退出政坛，曾任贵州省的军事领袖，掌控过黔军。尽管已经远离了政治中心，但他的影响力依然存在，许多贵州籍的高级官员，包括何应钦、谷正伦等，都曾在他的麾下工作过。 正因如此，当解放军逼近贵阳时，时任贵州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的谷正伦，面临着日益紧张的局势。他深知，如果在国民军撤离后，解放军入城前发生治安混乱，局势将变得更为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谷正伦决定寻求卢焘的帮助，希望他能出面主持贵阳的治安工作，担任“治安委员会”的主任。 然而，正当谷正伦将省政府机关转移至晴隆县准备安顿下来时，卢焘被杀的消息传来。谷正伦对此震惊愤怒，甚至因过度的激动而病情加重，吐血不止。他痛心疾首，称自己对不起卢焘，无法再面对人们。这一消息，也让谷正伦心中的愤懑彻底爆发。 蒋军89军军长刘伯龙，此时刚刚接管了贵州的防务。他自认为是黄埔军校的校友，地位显赫，一直对地方势力持高傲态度，与谷正伦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刘伯龙虽然是蒋介石派来的权力代理人，但其处事作风过于粗暴，导致了与地方的许多不合，尤其是与谷正伦的关系更加紧张。卢焘的死，成了压垮谷正伦的最后一根稻草。谷正伦愤怒至极，誓言除掉刘伯龙，为卢焘复仇。 11月17日，谷正伦与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省府秘书长何朝宗以及绥署参谋长张法乾等人秘密商议了一项重要行动：除掉刘伯龙。 经过一番讨论后，谷正伦决定由韩文焕的保安部队负责执行此任务，而军队方面则由89军副军长张涛和343师师长项荣还确保刘伯龙死后，绥署直属部队不发生动乱。根据部署，张涛将临时接管军部事务。 行动的准备很快展开。谷正伦通过电话通知刘伯龙，称自己因病重将辞去绥靖公署主任职务，计划将该职位交给刘伯龙，并要求他次日到晴隆县府办理交接。刘伯龙对此消息感到兴奋，急于接任新的职位，便匆忙赶往县府。 然而，这一切都在精心的布局之中。当晚，韩文焕指派李成举带领保安一团执行刺杀任务。李成举精心挑选了十几名精通射击的士兵组成小组，并在晴隆县府周围的屋顶和山脚设下埋伏。除此之外，李成举还在县府大门口布置了机枪阵地，确保刘伯龙一旦到场，无法逃脱。 第二天清晨，刘伯龙赶到县府，带着几名副官和卫兵从山脚下步行上山。到达谷正伦的房间后，他与谷正伦简单交谈。谷正伦指引他去东厢房查看任命布告。当刘伯龙走进东厢房时，正看到绥署宋参谋正在书写布告。 宋参谋并不知情，仍以为刘伯龙真要接任职务，态度恭敬地表示祝贺。刘伯龙得意地看着正在书写的布告，和宋参谋闲聊，甚至调侃自己将来或许能提拔宋参谋。 随后，刘伯龙转向西厢房，与何朝宗、张法乾等人继续交谈。不久，绥署的一个军官前来请示军粮问题，刘伯龙却直接指示：“这种事无需请示张参谋长，告诉乡保长，要是不交粮就杀头。” 这种过激的言辞让在场的人有些不安，张法乾不便多言，暗示军官离开。刘伯龙则自信地表示将整顿绥署事务。 此时，李成举等人已经准备就绪。他看到刘伯龙仍在西厢房与他人交谈，心中决定继续等待。直至刘伯龙走出西厢房，李成举乘机陪同他走向礼堂。 行至礼堂门口，李成举故意与刘伯龙拉开一段距离，并作出脱帽的暗号。随即，突如其来的枪声响起，刘伯龙和随行人员应声倒地，血泊迅速染红了地面。 眼看着局势一触即发，战斗几乎无法避免。就在这时，李成举带领一队人马赶到山下，他将刘伯龙的尸体丢在地上，严厉宣告：“你们的军长已经死了，再继续抵抗只会自取灭亡，放下武器吧。” 连卫兵看到刘伯龙的尸体后，心情瞬间沉重，士气彻底崩溃，纷纷将武器丢在地上，选择投降，静待处置。局势一度趋于平静。 与此同时，张涛与项荣赶到现场，确认刘伯龙已经死亡后，立刻开始对刘伯龙直属的部队进行缴械。不到短短几个小时，89军的军力彻底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刘伯龙的部队中几名士兵趁机抢走了刘伯龙妻子所藏的四百多两黄金。 刘伯龙的妻子痛哭失声，向张涛求助，张涛迅速指示下属追回失窃的黄金，并将其完璧归赵。同时，他安排了一位副官开车将刘伯龙的妻子送往昆明，以确保她的安全。 参考资料：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 《贵州文史资料选粹 政治军事篇 下》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