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是20世纪30年代鲁迅口中“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是80年代杨义著作里“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她31岁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以性灵之火熔铸的作品与传奇可谓密实而丰富。关于其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学术史上有四种不同观点，或认为是《小城三月》（葛浩文），或提出是《马伯乐》续稿（刘以鬯），或推断是《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狄），或调和为“《马伯乐》续稿第九章（也是最后一章）是萧红著作中目前所发现最后发表的小说，而《‘九一八’致弟弟书》是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葛浩文）。
近日翻阅《柳州日报》，偶然发现一篇署名“萧红”的《随感录》，未见已经出版的九种《萧红全集》、百余种萧红传记类书籍、《萧红年谱长编》及其他萧红相关研究资料收录或记载，当为萧红重要佚文。此文载于《柳州日报》副刊“学习生活”第二期，出版时间在1941年11月11日。而连载《马伯乐》续稿第九章最后部分的《时代批评》第4卷第82期的出版时间是1941年11月1日。这就提供了关于萧红“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这一问题的新可能。
《随感录》分三则，依次题为《“男女之间”》《陷阱》《愚问》，仅600余字，先照录如次：
随感录
萧红
一、“男女之间”
最近参观一间学校，看见一个教室的一书桌截分了二截。询问之后才知道那张书桌原来是男女共用的，因为女的感到“男女同桌有伤风化！”而男的也有同感，便搬了座位到后面去。这真是“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的因袭思想至今仍盘踞在我们青年学生的脑海里。
学校里的男女座位的编排，照例是男的在一堆女的在一堆。遇有单数才不得已把男女编在一起；这些先生们的男女界限的森严已经可观，但料不到有些青年们却还更“澈底”与“进步”。
我们要求自由平等光明正大的男女关系，反对虚伪的礼教缚束，那些嘴里哼着“男女授受不亲”的先生们，暗地里正是三妻四妾的家伙！
二、陷阱
一位大学的朋友告诉我说：“女子最好的职业是图书馆理员，书记之类。”
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闲，轻便，最适宜于女子。”
哦！原来如此！
我们的老先生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应做贤妻良母；希特勒之徒说女子要回到厨房去；新式的先生们说女子要找轻便的职业，其实这些都是陷阱。
女子要澈底解放，就要打破一切陷阱，要敢担负一切工作。由于生理的分别以至于女子不能胜任的工作其实是没有的。有，就是误入社会的历史的陷阱的缘故。
三、愚问
一位大学教授教导他的学生说：“一切哲学思想、理论、文艺都是人类理性和感情的共通的表露，是没有社会阶层性的……但你们不要读卡尔，高尔基等的作品，因为他们是普罗层思想……”
“先生你不是说思想，文艺没有社会层的性质的吗？”学生问。
80多年过去，是日《柳州日报》的字迹虽已不甚清晰，但还是基本可以辨识。值得追问的是，这篇署名“萧红”的作品，是出自《生死场》同一作者之手吗？她何以会出现在《柳州日报》？有没有其他材料提及呢？
众所周知，“萧红”是张迺莹1935年12月出版《生死场》时，首次使用的笔名。但民国报刊署名“萧红”者有其复杂性，存在着不止一个“萧红”。判断《随感录》是“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萧红之集外遗珠，需要过硬的理由。这里列举三个方面。
其一，鲜明的女性意识。新见《随感录》三则，前两则都关乎女性，可见作者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敏感，已然隐现着作者的女性身份与女性立场。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第一则《“男女之间”》，还是第二则《陷阱》，都有鲜明的高扬的女性意识。第一则已然把女性的感受放在男性前面，而“我们要求自由平等光明正大的男女关系，反对虚伪的礼教缚束”更是可以视作女性主义的宣言。第二则讨论女性的职业，显然触及妇女解放的核心问题，而并置从“老先生”到“希特勒之徒”再到“新式的先生们”的诸多冠冕堂皇的说辞，给予“其实这些都是陷阱”的断语，更是体现了作者难得的清醒与决绝的力量。萧红多舛的悲剧人生赋予了她对女性悲剧的深刻体验和高度敏感，“我最大的悲哀和苦痛，便是做了女人”（石怀池《论萧红》），可谓沉痛。
其二，明显的鲁迅影响。萧红是鲁迅晚年最为青睐的青年女作家。鲁迅对萧红的激赏与奖掖，萧红对鲁迅的传承与怀念，可谓两代作家之间如父如女的文坛佳话。萧红对鲁迅及其作品无疑是熟悉的，对鲁迅杂文起步阶段的《随感录》，自然也不例外。从形式与标题看，《随感录》三则可以视为对鲁迅在《新青年》《语丝》等期刊开创的《随感录》书写的继承与致意，是鲁迅影响的表现与结果。从内容与思想看，不论是第一则的“有伤风化”“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或是第二则的“陷阱”，第三则的“高尔基”“普罗”，都是鲁迅作品中多次出现并讨论过的关键词，其背后对虚伪礼教的揭示与批判，对妇女解放的分析与思考，对文艺阶级性的辩驳与主张，也是一脉相承。从手法与风格看，《随感录》三则都是通过揭示讽刺对象的自相矛盾之处，来显示其虚伪、阴险和荒诞可笑。这正是杂文之“投枪”“匕首”般的“鲁迅风”。
其三，相似的语言风格。反复品读这篇《随感录》，总觉得其语言之简洁，对话之简练，分句之简短，都有与阅读萧红其他文字非常接近的“味道”，呈现出相似的语言风格。第一则的“照例”，是萧红散文中的常用词之一，在《三个无聊人》《孤独的生活》《回忆鲁迅先生》等文章中都有使用，如“照例是这样”“照例买的面包和火腿”等。第二则末尾的“缘故”，也是萧红作品中的一个高频词。有时和“因为”搭配出现，有时是与《陷阱》一样的单独出现，如《一九二九年底愚昧》的“是老厨子的鼻头流着清水的缘故”，《我之读世界语》的“就是把它看得太容易的缘故”等。第三则以近乎笑话的方式，通过简单的师生对话，表达对“大学教授”的讥讽，揭示其自相矛盾与荒谬之处，也与小说《马伯乐》的“笑话”情节非常相似。
至于《随感录》何以会出现在《柳州日报》，则可能和时任《柳州日报》总主笔姜庆湘有关。《现代作家骆宾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多处提及姜庆湘，如“1940年底，骆宾基抵达桂林，几位浙东时期的友人——聂绀弩、石联星以及姜庆湘、王镛镕夫妇闻讯相迎”等。《骆宾基小说选》之《后记》提及的“我遂应中山大学的友人姜庆湘教授约会去广东坪石了”，可以坐实姜庆湘确系骆宾基之“旧雨”；而“在九龙乐道萧红先生病榻前”的交流，则提供了得到萧红文稿可能。另外，端木蕻良与姜庆湘也是朋友。端木晚年与友人书信中仍对姜有挂念和期待：“我病仍不好，姜庆湘久未通讯，晚年能相见，当为一大快事”（1978年致刘承思）。因此，暂居香港的萧红之《随想录》，经身边友人之手，来到姜庆湘的案头，被编入《柳州日报》，应是合乎逻辑的推想。
令人钦佩的是，1992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柳州日报》收录有邓冠濂执笔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柳州日报〉的活动》，就已明确提到“副刊还刊登了一些作家的文章，如黄药眠《论诗的创作》、萧红《随感录》等”。遗憾的是，如此重要信息，30多年来仿佛没能得到萧红研究界的应有关注，没能顺藤摸瓜，找到这篇为萧红“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问题提供新可能的文章。
萧红《随感录》的创作时间，从“最近参观一间学校”看，当在1941年8月再次住进玛丽医院之后。此文在80多年后重新浮出水面，作为“新史料”出现在学术界面前，无疑提出了新问题，也产生了新的研究空间，其重要的史料意义和研究价值毋庸置疑。如若“可能”不能排除，甚至得到进一步确证，则不仅丰富了萧红文学作品创作类型，以此前不为人知的三则短文填补了萧红杂文创作的“空白”，而且是作者高扬的女性意识的集中体现，是萧红在鲁迅逝世之后学习鲁迅、致意鲁迅的又一创作。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