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深夜，国民党上将王陵基接到阎锡山的通知，让马上去领取五万两黄金。王陵基带着手下去取时，发现阎锡山已准备乘飞机逃走。 1949年12月的成都，已经笼罩在一片混乱之中。每天都有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悄悄收拾细软，准备随时撤离。 12月9日这天的早晨，张群带着从云南来的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等人来到蒋介石的住所。胡宗南、王陵基、盛文等人也在场陪同用餐。 张群在餐桌上向王陵基透露要带三位军长去昆明，说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与卢汉当面商谈。尽管王陵基出言劝阻，提醒张群最近局势紧张，卢汉也不可靠，但张群仍坚持要去。 当天傍晚，一个突发事件打破了成都表面的平静。侍卫长俞济时和西南军政副长官钱大钧匆忙闯入蒋介石的餐厅，报告说昆明机场只许飞机降落不许起飞，而且联系不上张群一行人。 这个消息让成都的军政要员们陷入恐慌。许多人开始加快了撤离的步伐，一些人甚至连夜收拾行装，准备随时离开。就在这个时候，阎锡山采取了行动。他让关吉玉深夜打电话给王陵基，说要给四川省府拨付一批黄金。后来陈良又打来电话，以哀求的语气劝说王陵基必须亲自去签字领取。 事实上，阎锡山此时已经在新津机场等候。他让王陵基签字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日后在台湾能够交代这笔黄金的去向。 而在同一时期，蒋介石也在为离开成都做最后的准备。从12月1日到达成都，到12月10日离开，短短十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与各方军政要员密集会面，为即将到来的大撤退做最后的部署。 这十天里，蒋介石表面上保持着日常工作的节奏，每天和王陵基等人一起用餐，似乎一切如常。但在暗地里，撤离的计划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深夜接到关吉玉的电话时，王陵基显得十分不悦。作为四川省主席，他多次申请的省府经费都被拒绝，如今却在深夜接到领取黄金的通知。 王陵基起初拒绝了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但在陈良的再三哀求下，他不得不带着几个亲信前往中央银行。到达银行后，几个经理迅速拿出条子让王陵基签字。签字完成后，这些经理立即驱车前往新津机场，留下一位处长解释说黄金正在造币厂改铸。 这笔五万两黄金的真实去向始终成谜。而对王陵基来说，这个深夜签字事件成为了他在四川省主席任上的最后一个重要决定。 作为一个地方实权人物，王陵基此时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他的犹豫主要源于对台湾前途的担忧。在当时的形势下，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都在考虑去台湾后的处境。对王陵基而言，四川省主席的职位给予他相当大的权力和地位。 但去了台湾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岛内地域有限，权力资源稀缺，很多军政大员可能会失去现有的地位和影响力。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投奔台湾的军政要员失去了原有的职务和待遇。 王陵基决定暂时留在成都，继续观察局势的发展。这个决定使他没有随阎锡山、陈立夫等人一同乘机离开。 在成都的最后时期，王陵基依然保持着省主席的日常工作节奏。他每天按时上班，处理政务，仿佛一切如常。但随着解放军的逼近，成都的局势日益紧张。各种撤离的消息不断传来，军政系统逐渐陷入瘫痪状态。 这种犹豫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2月12日。当天，形势的急剧恶化最终迫使王陵基做出了离开成都的决定。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陵基展现出了一个地方实权人物的政治敏感。他没有选择直接逃往台湾，而是先投奔了胡宗南部的第五兵团。 王陵基在成都的政治生涯，随着他逃离这座城市而宣告终结。他带着十几个随从前往胡宗南部的第五兵团，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逃亡之路。 李文对这位前任四川省主席表现出明显的冷淡态度。他将王陵基和随从安排在兵团临时指挥部旁边的一间不算大的房子里。 第五兵团内部对是否投诚的讨论，最终促使王陵基做出了分道扬镳的决定。他和随从带着部分黄金，选择了各自逃命的方式。 在逃亡途中，王陵基将大部分无法携带的黄金扔进了一口枯井。这批黄金的数量大约有两千多两，其余部分则由他和随从们瓜分。 王陵基的军衔经历了一个独特的变化过程。在1943年，他被授予＂中将加上将衔＂的军衔，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待遇。 国民党的军衔制度设计十分严格，特级上将是专门为蒋介石设立的。在特级上将之下是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这两个级别的晋升都极其困难。 为了平衡各方势力，国民党设立了＂中将加上将衔＂这个过渡性军衔。这个军衔的获得者有资格在二级上将出现空缺时优先晋升。 到1946年7月，王陵基退出现役转入备役时，他的军衔发生了变化。蒋介石为了安抚他，将其军衔调整为＂备役陆军上将＂。 王陵基的案例反映了国民党军政体系在1949年崩溃时期的典型特征。高级将领们面对局势变化，各自做出不同的选择。 一些人选择立即撤往台湾，如阎锡山、陈立夫等人。另一些人则选择观望，最终在形势逼迫下仓促逃离。 1956年，王陵基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那里集中了一批国民党的高级军政要员，包括王耀武、范汉杰、廖耀湘、杜聿明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