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超的球队无法像其它国家的足球联赛那样盈利? 在中超联赛发展史上，最值得关注、也是最值得探寻的事件之一，就是G7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在体制结构与资本性质方面，对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产生了远远超出其表面所呈现出的影响，并最终因其独具中国特色的失败形式，而载入中超联赛史册。 2004年，由于在与沈阳金德的比赛中遭遇误判，国安队愤而罢赛。事后，国安遭到了足协的处罚，被判0-3负，扣3分，罚款30万。主吹这场比赛的裁判周伟新，多年以后被证实是收了钱的黑哨。但在当时，足协裁委会对他的定性是：没有原则错误。 中超第17轮，在大连实德的主场，实德对沈阳金德。第85分钟，金德队陈涛打进一球。但是实德方面认为陈涛手球在先，此球应该判为无效。实德队员跑去找边裁。边裁回答：“这不关我的事！”实德队员火了，“对方球员手球，这不关你边裁的事，关谁的事？这是裁判该说的话么？”实德总经理林乐丰建议主裁判杨志强，看看录像，再决定是否改判。但是，裁判拒绝和他沟通。裁判不愿更改判罚，所以实德就拒绝继续比赛。比赛中断了35分钟，随后鸣哨提前结束。 就在同一轮比赛，上海国际队阵辽宁队。比赛进行到最后时刻，国际队吴承瑛打进一球，但裁判示意越位，进球无效。国际队队员对这个判罚不满意，纷纷离开比赛场地。不过主裁判冯文强很有眼色，马上吹响了终场哨。 这样除了国安、实德，又有几家俱乐部和他们联合了起来。包括“实德系”成员四川冠城，长期垫底的青岛颐中，其他小伙伴们向他许诺成功就不降级。以及深足张海系的辽足、国际和深圳健力宝。三支球队命运相连捆绑在一起，所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深圳健力宝、上海国际、辽宁中誉、四川冠城、青岛颐中这7家俱乐部，组成了一个联盟，史称“G7联盟”。 G7联盟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成立中超公司，“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如果足协不答应，他们就继续罢赛。足协非常生气，却又无计可施。之后实德的徐明、辽足的张曙光和足协的阎世铎、郎效农等人见了面。徐明等人要求足协“尽快对俱乐部与球迷的要求进行答复。”足协方面回应：“这是个zz问题，已经超出足球的范畴了。足协没有权力进行这些改革。”而当G7联盟提出“改革内容”之后，鲁能、泰达、申花、力帆、金德等俱乐部都表示这个步子迈得太大了，改革已经超出了职业体育的范畴，涉及到敏感领域，所以他们不会支持。 但是，G7并不打算放弃。徐明像戊戌变法时的谭嗣同一样，慷慨激昂地说：“中国还没有为足球改革而牺牲的第一人，那我徐明就来做这第一人！”之后，深圳俱乐部的张海也表示：“投资人？我们算什么投资人？就是民工！结果作为民工的投资人出钱出力，最后只得到一口盒饭吃。那好，我们现在就是要维护自己做民工的权利。中国足坛现在有句话挺能说明问题，叫黑哨继续吹，老板继续亏。” 足协对付不了这7个俱乐部，阎世铎非常头大。不过，经验丰富的南勇向他献上一计：利用各个地方政府的体育局，向各俱乐部施压。于是，行政力量开始介入这个事件了。当中超投资人会议召开的时候，足协底气非常足，因为他们知道，各地的体育局都会支持他们。会议开始后，辽足的张曙光刚刚准备散发G7准备的材料时，阎世铎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你们要干什么？还想闹？只要我们五个副主席(阎世铎、南勇、薛立、张吉龙、杨一民)还在足协，足协就还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就不允许你们搞乱七八糟的事情！”徐明、张曙光一时都懵了。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康林、上海市体育局局长金国祥先后发言，声援足协。没过多久，大连队就接到了足协的处罚：罚款人民币30万；判连沈之战大连实德队0-3告负，同时扣除积分6分。 之后大连实德和北京国安两家俱乐部的高层见了个面。徐明当时说：“我们可能失败了，毕竟枪杆子在人家手里。”但是，G7还没有完全死心。一礼拜之后，他们在广东番禺又开了一次会，会议上，有人说：“坚持也是死，不坚持也是死。看不到希望了。”但是，这次会议也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方案。到这里可以说，G7改革被成功地和谐了。 对此，有媒体的评价是：G7改革的失败是必然的。它在现行的行政体系内，试图用资本垄断的方式取代行政监管，构建纯粹资本运营体系，从而获得对专项职业体育运动的资本主导权。这在事实上，挑战了国家“dw负责、xz监管、zb投放、专项运营”的大体制，具有“方向”上的错误性质，也是zz不正确的表现。这种情况下，利益碰撞的结果，只能是挑战方的失败。 20年后的今天，当又有新球迷提问：为什么中超球队没有办法像其他国家联赛球队一样盈利呢？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