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坦诚地说，林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苏修的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事实上林对刘伯承也是不感冒的，在井冈山时期，违抗了总参谋部(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战斗部署命令，将阻击战打成了漂亮的伏击战，算是对总参谋部的一点意见吧。林是游击战的实际经验的总结者，刘伯承是正规院校出来的，自然在战略上和林有不同的见解。 11月27日，立宪党人在成都宣告了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成立。不久之后，两个军政府协议合并，共同组成了四川军政府。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经燃遍了巴蜀大地，也为刘伯承等有志青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辛亥革命的胜利让刘伯承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深刻认识到武力是对抗旧势力、摧毁旧制度、挽救国家危亡的神圣力量。因此，他毅然决定离开家乡，前往万县参加反对清政府的起义。 面对母亲的担忧和不舍，刘伯承深情地劝慰道：“妈，你别难过。与其守着这个穷家破舍过一辈子，不如出去闯一闯，或许能找到一条出路。”然而，乡间的亲朋好友却纷纷劝说他放弃这个危险的想法。有人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也有人鼓动他去学经商，试一试做买卖的“生财之道”。对于这些劝说，刘伯承都婉言谢绝了。 他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应当仗剑拯民于水火之中，岂能只顾自己一身之富贵？”说完，他毅然剃掉了辫子，参加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学生军。就这样，青年时代的刘伯承怀着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改革的思想，毅然决然地投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洪流之中。 1936年10月，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甘边区胜利会师，宛如三股铁流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在组建一二九师之后，刘伯承以师长的身份，亲自操刀，开办了一系列贴近实战、注重实效的军事课程，还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培训班，旨在锻造出一批批英勇善战、智勇双全的军事人才。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原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大将深受其影响，不仅在战场上屡建奇功，更在建国后担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时，将刘伯承的办学理念和治学精神发扬光大，使得该校成为了培养新中国军事人才的重要摇篮，处处都彰显着刘伯承办校治学的深刻印记。 时光荏苒，转眼间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关键节点上，刘伯承再次挺身而出，于1948年9月亲手创建了中原军事政治大学。他亲自担任校长兼政委，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我军战略反攻培育和储备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这些人才在后续的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刘伯承最崇拜的人就是毛主席。 而毛主席的节约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的烽火中初露锋芒。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中国大地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内战泥潭。在这段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中共未能掌握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加之“白色政权”对“红色政权”的疯狂围剿，使得中共的财政状况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为了集中一切资源，全力支持革命战争和红军的作战需求，1932年2月，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央苏区全体军民毅然决然地展开了为期两年多的厉行节俭运动。1934年1月，毛主席更是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节约的核心理念，并在瑞金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语重心长地告诫全体共产党员：“财政的支出，必须遵循节省的原则。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应深刻认识到，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们要节省每一个铜板，为了战争和革命事业，为了我们的经济建设。” 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毛主席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实现了毛主席一年前向中央立下的军令状，更彰显了毛主席言出必行、行之必果的坚定信念。这种事先规划、明确目标、逐步实施、总结提升的工作方法，成为毛主席领导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他形象地将这种工作方法比喻为以根据地为依托的波浪式向前发展，通过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在朱、彭、林、陈、罗等诸位元戎的鼎力相助下，毛主席开辟了一条通向胜利的光明之路。 这是毛主席完全独立的起点，他的思想已经彻底摆脱了书本和外界指导的束缚，开始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独立思考和创新。他的方法也是前所未有的，他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他深知，只有先在理论上说服自己，再到实践中去验证，才能确保革命事业的顺利推进。因此，他提出了“革命需要的是团结多数打击少数”的著名论断，深刻揭示了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的重要地位。同时，他也看到了农民对均分土地的强烈渴望，以及他们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于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上山建立军队，用枪杆子建立政权，推行土改，从而点燃了农民心中的革命火焰。这个过程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