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河南辉县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案件。   两名大学生因掏了两窝鸟、共16只，售出后被举报并被判刑。最终，他们分别获刑十年，引发了公众对法律尺度和判罚公平性的广泛讨论。   这起“大学生掏鸟案”成为当时的热点话题，也成为近年来法律教育和野生动物保护的经典案例。   事件的主角是两名大学生，闫啸天和王亚军。他们出于一时冲动，掏了两窝小鸟并以1080元的总价售出。   初看，这似乎只是一次轻微的违规行为，但随后警方调查发现，闫啸天并不是第一次贩卖野生保护动物了，而是一位惯犯。   由于涉案鸟类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依据法律，掏鸟卖鸟的行为被认定为非法猎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在庭审中，法院依据法律做出判决，闫啸天和王亚军分别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闫啸天还涉及此前购买另一种保护动物凤头鹰，比王亚军多被判处六个月。   虽然庭审过程里，闫啸天一直反驳自己并不认识这些动物，但从他平时的网络发文，以及他之前被审讯过程中的笔录可以看出，他明确知道自己的在违反犯罪，是清楚自己贩卖野生动物的。   这起案件的判决一经公布，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热议。   不少人认为判决过重，掏鸟卖鸟虽然违法，但十年的刑罚对这两名年轻人来说实在太严苛。   一些观点认为，他们的行为并未对社会造成直接危害，更多是因为法律知识不足导致的过失。   然而，法官王顺亮对判决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他认为，法律的适用并不能因当事人的身份、背景或认知水平而有所不同。大学生的行为虽然出于无知，但法律要求的基本底线不可突破。   王法官的观点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法律的无知不能成为违法的借口；其次，案件的判决具有警示意义。   随着野生动物非法猎捕行为的泛滥，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对于保护生态平衡至关重要。   在讨论这起案件时，一个核心问题是刑罚是否过重。支持者认为，判决的严厉性是为了体现对法律的尊重和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决心。   反对者则认为，对年轻大学生处以如此长的刑期，有悖于刑罚的教育和改造功能。   也有学者指出，与直接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相比，野生动物保护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刑罚的设置应更加注重惩罚与教育并重。   对这类案件是否可以引入更多财产性处罚，例如高额罚金、生态补偿等，也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对于闫啸天和王亚军而言，十年的刑罚带来了巨大的个人代价。   闫啸天的爷爷奶奶在他服刑期间相继去世，临终未能见到孙子一面；而王亚军尽管在出狱后正常工作，但漫长的牢狱生活也给他的未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对于家庭而言，这十年不仅是时间的损失，也是情感和生活的断裂。   “大学生掏鸟案”不仅是一起法律案件，更是对社会生态意识的一次审视。近年来，随着非法猎捕和交易野生动物的行为屡禁不止，相关法律的严格执行成为保护生态系统的关键。   然而，案件也暴露了公众在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上的不足。   保护野生动物不仅是立法和执法部门的职责，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对于法律知识的普及尤其重要。   “大学生掏鸟案”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注脚，它既是一次法律与道德的较量，也是一次生态保护与公众认知的碰撞。   在法律的冷峻与社会的复杂之间，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更深层次的启示：对法律的敬畏，对生态的尊重，以及对教育的持续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