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得知马占山去了北平，蒋介石派人送去机票和路费，让他带家人去台湾。马占山说：“我哪里都不去，就待在这里。” 1948年秋天，东北的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失败已成定局，大批军政要员纷纷寻找退路。 作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马占山，深切感受到国民党统治即将结束。他亲眼目睹了东北军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悲惨遭遇，这支曾经战功赫赫的部队被分割使用，只消耗不补充。 在东北，马占山看到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军纪败坏，民不聊生。相比之下，他回想起1938年访问延安时，解放军纪律严明、关心百姓的情景，内心对比更加强烈。 辽沈战役打响后，马占山和同为东北军元老的万福麟商议后，决定离开沈阳。在登机前，第八兵团司令官兼53军军长周福成前来送行。 马占山和万福麟都不愿53军成为国民党的炮灰。这是东北军仅存的一支建制完整的部队，承载着太多东北军人的希望。 临行前，马占山语重心长地对周福成说：＂东北军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他希望周福成能为部队寻找一条出路。 然而周福成并未听从两位老长官的建议。在卫立煌离开后，他仍然执着地期望能主持国民党在东北的军政大权。 所幸53军的主要军官们都已看清时局，他们不愿继续无意义的战斗。在沈阳解放时，53军官兵整体向解放军投诚，而固执己见的周福成则成为了一名俘虏。 从沈阳到北平的飞机上，马占山回顾着自己的一生。从＂九一八事变＂后在江桥打响抗日第一枪，到全面抗战时期在绥远坚持抗战，他始终站在民族大义这一边。 到达北平后，马占山受到了老朋友傅作义的热情接待。这份情谊源自抗战时期的并肩作战，当时马占山率部协助傅作义的35军在山西作战，后来又在绥远与傅部联合抗击日军。 天津解放后，蒋介石深知北平难守，急于将重要将领转移到南方。他派人给在北平的马占山送去了机票和路费，要他带着家人立即前往台湾。 马占山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对前来传达的人说：＂我哪里都不去，就待在这里。＂这个决定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一位抗日英雄对国家前途的判断。 此时，另一位东北军老将万福麟也收到了蒋介石送来的机票。马占山劝他留下来，但万福麟说：＂你是抗日名将，留下来是对的，我不一样，必须的走。＂ 马占山选择留下的原因很复杂。首先，他在北平还有重要的牵挂，那就是傅作义部队中的三位师长慕新亚、栾乐山、刘化南，这些都是他的旧部，关系密切。 留在北平，他可以为这些旧部谋划出路。这三个师的兵力加起来相当可观，完全可以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马占山对新中国充满期待。早在1938年，他就曾到访延安，亲眼见证了解放军的战斗力和纪律性，对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有了深刻认识。 在北平期间，马占山经常与傅作义会面。两人相识于抗战时期，曾在山西、绥远等地共同抗击日军，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马占山向傅作义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和平解放北平是大势所趋。他建议傅作义认真考虑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这时，马占山的好友蔡运升带来了华北法学院教授王之相。王教授向马占山详细分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重大意义。 受到启发的马占山更加坚定了劝说傅作义的决心。他多次与傅作义会面，讨论和平解放的可能性。 在一次谈话中，傅作义向马占山透露，他已经与共产党代表接触过两次，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马占山建议请在榆林的邓宝珊来北平参与谈判。 这个建议得到了傅作义的采纳。邓宝珊不仅在军界有很高威望，而且与共产党有良好关系，是最合适的谈判代表人选。 在马占山的建议下，1949年1月4日，傅作义派飞机将邓宝珊接到北平。几天后，邓宝珊与共产党代表在蓟县展开会谈。 经过多轮谈判，双方就和平解放北平问题达成了共识。1月17日，邓宝珊回到北平，立即邀请傅作义、马占山等人到家中商议。 1月22日，傅作义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起义。这一决定让这座拥有800多年建都历史的古城免于战火。 1月31日，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马占山站在街边，仔细观看解放军的军容，他亲眼见证了一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新型人民军队。 新中国成立后，马占山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新政府的支持。他宣布戒除鸦片，这个陋习他已经保持了几十年。 面对家人的劝阻，马占山态度坚决：＂人民政府成立了，我不能拖后腿，一口大烟都不抽了。＂经过五个多月的努力，他成功戒除了烟瘾。 1950年6月初，马占山收到了一个重要的电话。电话是毛主席托人打来的，邀请他出席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这个邀请让马占山非常激动，但就在他准备参会时，突发大口吐血。医院检查后发现，他已经患上了肺癌晚期。 住院期间，马占山坚持不用鸦片来缓解病痛。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也拒绝了家人让他抽点大烟缓解疼痛的建议。 1950年11月29日，这位抗日名将在北京病逝，享年65岁。他的一生经历了从地方军阀到抗日英雄，再到支持和平解放的重要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