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德：我在毛主席身边做保健医生

“我是1974年夏抽调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的。1974年冬日的一天，我接到电话通知有特殊任务，后来才知道是去给毛主席看病。初次见到主席，很紧张，毕竟对这么一位伟大的领袖有一种敬畏心理。事实上，他是很有魅力的，很幽默、风趣，也随和。”

聊起自己的这段经历，王新德“变节”了，不由自主“泄露”了死守多年的天机，认为毛主席这位伟人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那种言必称马列、张口闭口都是国家大事：“第二次去主席那儿，有李志绥、胡旭东(原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后调中南海保健处做保健医生)陪同我一块去。当时主席说话不畅，我检查了他的神经系统。之后，解放军总医院黄克维、上海第一医院张沅昌、上海第二医院徐德隆一起进行了会诊。”

“主席见人，有个习惯，他要问，你姓甚名谁，哪里人氏，多大岁数，等等。第二次见到主席，主席问我姓名，我说我姓王；他说姓王蛮好，问是不是琅琊王的王，我边答应边点头。”王新德当时所见到的毛泽东，已不再像以前电视、电影上所见的那样“红光满面”或“神采奕奕”了，而是比较憔悴，皱纹爬满额头，头发花白，显得苍老多了。“主席躺着，我仔细地做检查。我伸出手来，脱去主席的袜子，拿棉花棒划他的脚底，主席有腱反射亢进。随后，我又检查了主席的舌头。舌头有萎缩，有纤维颤动。根据症状，我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接着，整个医疗小组进行了讨论，综合大家的意见，再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有关情况大家要绝对保密。”

1975年，毛泽东做了白内障手术。当年为主席做眼科手术的是著名的眼科专家、后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的唐由之教授。王新德对说：“1975年春节，在杭州与唐由之等专家见面，给毛主席做眼科会诊。毛泽东从长沙转到杭州疗养，在杭州我们对主席的白内障病情作了讨论，形成了两种、可行的治疗方案：一是针拨，另一个是西医治疗。最后定下的是针拨。”回北京后，几位专家选择了适当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术，效果比较好。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治疗方案汇报，才同意手术方案，并成功实施。”

“我们和这些中央领导的关系，从来都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我只治病不想探‘秘史。”

毛泽东平时吃饭很简单，经常粗菜淡饭，以红糙米、小米、芋头、黑豆为主食，菜少不了一碟干辣子，有时用馒头夹着辣椒吃，一般四菜一汤，一个人吃饭时常是手不释卷。毛泽东卧室里除了书报与文件，没什么值钱的器具与古董，他的生活俭朴，如果非要从中找出一点所谓“奢华”之处不可，倒也有两点勉强可以算做“奢华”——是嗜烟，二是吃红烧肉。不喝酒的他，香烟是一根接一根，并尤爱吃红烧肉，认为吃肥肉补脑子。“主席饮食不讲什么养生之道，喜辣、喜烟、喜荤，处处犯着医学禁忌。我到后，可能是由于病情的发展，他不得不听取保健医生的劝告，改变了饮食习惯，不再有这些嗜好了，可见他老人家的毅力。”

生病期间，在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面前，毛泽东从不表现出痛苦、阴沉与悲观的表情，并尽量不使疾病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让人知

道。他不忌医但忌药，病重了才无可奈何向医生妥协。在医生给他看病时，他总是幽默地谈话，解除医生的紧张和顾虑，并用这种特有的方式忍受病痛的折磨，跟疾病作斗争。“为了摆脱缠身的病痛，转移注意力，主席总是不停地阅读文件与书籍。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帮他举过书或文件，他用放大镜阅读。”主席病重以来，一直躺卧在床办公、看书，站起来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走路了。

据悉：“文革”那阵子，保健医生与大家一样，戴上了毛泽东像章，拿起了《毛主席语录》。主席看见了，很生气地说：“快摘下来，在我身边可不兴这个，什么万岁，人怎能活一万岁?”对于生老病死，他总是抱着乐观、自然的态度，从不因为晚年病魔缠身而失去信心和力量。当记者谈起主席对自己的病是否关心时，王新德教授说：“主席对生死看得很淡，当然也关心自己的病情，他在病重时说希望你们如实对我讲，我的病怎么样，你们也不要怕；若是孔夫子还在世，地球上就装不了这么多人了，绝对容不下，不挤破地球才怪。我们当然不能跟他讲实话，留有余话，医学上讲究保护性医疗，不能跟危重病人讲实话。”王老说这话时，显得特别的认真，还不时问记者听懂了没有，生怕记者听不懂他那口江浙话而记录有误。“可能是我的字写得比较好，好多关于主席如何治疗的请示报告都是我代笔的，送上之前先给主席看看，他认同了便写个‘同意，请示内。容是我们保健专家的治疗方案或意见。”

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生活方面关心早已传为佳话，但他对身边保健医护人员政治生命的爱护则更让人感动。“‘文革期间，毛泽东有一次因心肺病和缺氧休克，经抢救而复苏。江青借机将主席身边的医生、护士说成是反革命特务集团，并吓人地举出苏联‘白衫阴谋的例子。”可是，毛泽东听了江青的话后说，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江青没有贸然回答，主席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就是我!“从而，主席保护了他身边的医生与护士们。当然，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缺点从不姑息，总是严肃指出，这也是有口皆碑的。”

在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涉密的范围和程序是有严格规定的。只有机要秘书才能送给文件、报告与信件，未经他本人指示，任何其他人都不得翻阅，连他的亲属与子女也不例外。“作为保健专家，我心里很清楚，主席是领袖，我是医生，这就决定了我在医疗范畴内，该问的就问，该做的就做。而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做的，坚决不做，一般只看病不问政治。

注：王新德，医学博士，曾参加毛主席、叶帅等领导人的医疗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