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堕胎，说两个故事。

1992年，一位14岁的爱尔兰女孩，在被强奸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向法庭提起申请要堕胎，理由是不想怀一个强奸犯的孩子，这让她很想自杀。法官裁决，怀孕这件事对她的身体健康也没有产生什么很大的威胁，所以堕胎请求不予批准。

非但不允许这个女孩堕胎，还禁止她在9个月内离开爱尔兰，以此避免她“出国堕胎”，强迫她怀孕足月。

上诉后，法院再度裁决，认为她的自杀倾向足以证明怀孕已经对她产生了“生命威胁”，所以允许堕胎。

但在她合法堕胎之前，她已经小产了。

这一事件在当时的爱尔兰引发三个宪法修订案的尝试：第一个是要将自杀倾向不足以作为堕胎条件写入宪法。这条没有通过。

第二条，爱尔兰人可以旅行堕胎。同时，允许在他国合法堕胎的信息被共享。

这些并没有改变根本现状。

2012年，一个31岁孕期17周的准妈妈流产了，但胚胎依然有心跳。按照法律规定，医生不能做任何干预结束胚胎的生命——哪怕是为了挽救母亲生命也不行。不存在“保大人”还是“保孩子”，只能等待胎儿自然身亡。之后三日内，流产妈妈诱发感染，十分痛苦。丈夫多次央求医院救救他的妻子都以“不合法”被拒绝。

三日后，胚胎终于没了心跳，医院“合法”施救。但妻子因子宫已大面积感染，多器官衰竭，在重症监护室4日后离世。

2018年，在爱尔兰全国公投之后，66%：34%，合法堕胎法案通过。这件事当时在爱尔兰和英国引发的轰动我至今都还记得。

这也不过就是4年前的事情。

在2018年之前，在爱尔兰怀孕的人就必须“强制怀孕”，哪怕是忍受痛苦甚至死亡。1980到2018年期间，有17万人被迫离开爱尔兰“旅行堕胎”。堕胎不仅在爱尔兰，在北爱也是“违法”。不仅堕胎违法，1986年开始，进行堕胎咨询都违法。

2022年的今天，美国最高法推翻对堕胎权的宪法保护。你很难相信这是发生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天天叫嚣r 权的国家的真实事件。在爱尔兰发生的这一切都会在美国重演一次。

我们有时真的将一些基本的权利想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