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提出很重要的意见，他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破坏民主集中制，否定了那种把毛泽东错误性质归结为个人品质的意见。后两条意见在明确毛泽东承担错误的主要责任的同时，主张中央领导集体和一些地方干部也应承担责任，否定了一些人把错误归于毛泽东个人的意见。可以说，陈云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这种分析，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原子弹之父一钱三强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年代，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导弹之父一钱学森说：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完蛋了！文学巨匠一钱钟书说：反对毛主席，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生了根，总有一天这个民族是要集体为它付出代价的！红色文化会长一刘润为说：毛泽东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灿烂升华，其品格虽珠峰不足以夺其高，其思想虽大海不足以夺其深，其功勋虽日月不足以夺其光。 毛主席始终强调，我们应心系人民，尊重人民。1945年4月，在七大报告中，他说：“我们要教育每一个同志，让他们热爱人民群众，悉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处，都要与那里的群众融为一体，而非凌驾于群众之上；要根据群众的觉悟水平，启发并提升他们的认识，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帮助他们逐步组织起来，开展符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一切必要斗争。”“共产党人的所有言行，都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准则。”这种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相互信任、相互依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最终凝聚成了党的群众路线，成为了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政协大会上，毛主席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他首先想到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开幕词中，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共同感受到，我们的工作将载入人类史册，它昭示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挺直了腰杆，我们的民族将以勇敢勤劳的姿态，跻身于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民族之林，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为世界的和平与自由贡献力量。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任人欺凌的民族，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只有亲身经历过旧中国苦难的人，才能深刻体会这番话的分量；只有将自己完全融入人民群众的领袖，才能拥有如此博大的胸怀。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当游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毛主席立刻回应：“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这种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和平等态度，堪称千古绝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群众之所以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与毛主席所倡导和体现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密不可分。 毛主席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思想的熏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形成了求同存异、坦诚相待、团结一心向前的宽广胸怀。在民族大义和国际道义面前，他主张顾全大局，以全局利益和长远发展的眼光审视问题，倡导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在对待有不同见解的人士时，他主张摒弃前嫌，和衷共济，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毛主席曾说：“中国无产阶级应当明白，尽管他们是最有觉悟性和组织性的阶级，但仅凭一己之力，是无法取得胜利的。要想胜利，就必须在不同情况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阶级和阶层，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证明，将绝大多数人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也是我们党在政治上的巨大优势。” 毛主席欣赏刘伯承的作战，我们来看看。 回溯往昔，敌军多次沿沱江进犯，皆因沱江河道狭窄，便于快速抢渡。刘伯承将军则以其卓越的军事智慧，命起义军在沱江江面巧妙布置了断断续续的浮木障碍，又编织大型竹篓，内填石块，沉于河床，使得敌军船只难以近岸，有效阻断了敌军的进攻路线。夜幕降临，为了防止敌军趁夜色偷渡，起义军更是巧思妙想，不仅将全城搜集来的煤气灯、小型电灯高挂城墙，还将电影院的放映机改造为强光探照灯，彻夜不息地扫视江面，使得沱江一带在夜色中犹如白昼，敌军的一举一动皆在掌控之中。 由于刘伯承将军部署周密，川黔联军虽围城半月有余，却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深知刘伯承用兵如神，赖心辉便妄图以里应外合之计破城。然而，8月28日，四川“援鄂军”分三路并进，对宜昌形成合围之势，刘伯承则率第二混成旅的第一团及工兵营，共四个营的兵力，顺江而下，于三斗坪登陆，直扑安安庙。守敌为北洋军卢金山师张允明旅的段祺澍团，依托前方广阔的水田作为天然屏障，火力凶猛，企图阻挡起义军的攻势。 刘伯承亲临前线，审时度势，随即以部分兵力绕道侧翼，佯装主攻，吸引敌军主力；而主力部队则趁势从正面水田发起猛攻，一声令下，数千勇士如潮水般涌过水田，将段祺澍团团团包围，悉数缴械，俘虏敌军无数。战后，有军官不解地问：“团长，您一向不主张正面硬拼，为何此次甘愿冒险？”刘伯承笑答：“敌人自以为水田是其天然屏障，料我必从侧翼迂回，而侧翼正是其坚固防线，难以突破。我正是利用了敌人的这种心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方能取胜。”此役之后，刘伯承的智勇之名更加响彻川军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