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彭总上庐山会议之前，毛主席已经看到情况，他曾经和薄一波说，当年的国家粮食产量没有那么多，建议国家减少对农民的粮食征购数，他提出的数字是900亿斤，但在1959年7月5日，毛主席给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的报告里，不仅肯定了他提出的征购数额850亿斤，还进一步地提议这个数字，“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 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 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抛去那时的中心思想不论，在具体的纠左措施上，毛主席不仅已经开始行动，而且他的决措都是很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而且，庐山会议开会期间，已经是七月，此时夏粮丰收在望，秋粮收割不远，全国上下的粮食恐慌，至少离解决的时刻不远了。毛主席上山前赋诗:“喜看稻菽干层浪，遍地英雄下炊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情绪上看，他上山时的心态是较为轻松的。 谁也没想到事情的发展，毛主席一直喜欢看书。 毛主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夫子，始终保持着一种客观分析和批判的态度。虽然他幼年时期曾接触过孔夫子的学说，但真正影响他思想的却绝非孔夫子一人。他对孔夫子的态度，始终贯穿着五四运动时期形成的批判精神，并贯穿其一生。他主张不要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他甚至提倡在调查研究中“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然而，毛主席并不盲目接受孔夫子的说教。 他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坦言：“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我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毛主席更是在《湘江评论》增刊第一号上撰文指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历史证明，毛主席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的经验是深刻而准确的，这些总结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历程。后来的工农武装割据、党指挥枪、民主集中制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光辉思想和策略，无不与毛主席的这些深刻总结密切相关。   南昌起义之际，众人已深切体会到党内军事骨干的匮乏，而经过数轮残酷的战斗减员，这种短缺感更是如影随形，几乎成了每个人心头难以挥去的阴霾。然而，时局紧迫，补充兵源之事远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大家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抵达东江之后，再寻良策以解燃眉之急。 刘伯承，这位智勇双全的将领，始终保持着对敌情的敏锐洞察力。攻占会昌之后，他犹如一位勤勉的考古学家，对敌军遗落的每一份文件、每一张报纸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翻阅。 南行之路，充满了未知与挑战，队伍中不乏因各种原因而选择离开的人，其中就包括贺龙的参谋长陈裕新及其麾下的七百精兵，他们最终投奔了唐生智。陈裕新的这一举动，还伴随着一份公开的通电，而这份通电，恰好落入了刘伯承的手中。通电之中，起义军南行的目的、进军路线等核心机密，竟被和盘托出，无异于将起义军置于了敌人的眼皮底下。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刘伯承当机立断，立刻向周恩来提议召开参谋团紧急会议。会上，众人经过激烈讨论，一致认为改变南行路线已刻不容缓。于是，一个大胆而又周密的计划应运而生：返回瑞金，改道经长汀、上杭，最终进入东江。 正当起义军整装待发之际，敌军却突然对会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然而，敌人的这次行动似乎并未经过深思熟虑，遭到起义军的坚决反击后，便匆匆撤退。刘伯承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敏锐地察觉到这是敌人企图诱使起义军主动出击，从而拖延其到达东江的时间。在他的建议下，起义军没有与敌军纠缠，而是继续坚定地向长汀进发。 有次激战中，刘伯承不幸中弹，右大腿负重伤。然而，他强忍剧痛，依然坚持指挥部队作战，直至攻克大足城。后因伤势恶化，在军需官王尔常等人的护送下，他前往成都就医。至此，刘伯承在川军中转战已逾十年之久，身上留下了无数伤痕，“遍体弹痕余只眼”便是他最真实的写照。然而，面对内忧外患的残酷现实，他富国强兵、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并未因此而熄灭。他深知，只有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