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在革命战争中实际上是很孤独的。长征后期毛主席给彭老总做政委，那也是彭老总最后一次拥有政委。后来的岁月里，彭老总既是司令员，又是政委，有时候还是参谋长。 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彭德怀将军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指挥员。他早年就读于湖南讲武学堂，系统地学习了炮科等军事技能，为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在岳州战役中，面对外国军舰的炮击，彭德怀亲自操作缴获的火炮进行还击，成功驱退了敌舰。 他指挥红三军团作战时，彭德怀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在进攻岳州时成功麻痹了敌人，一举拿下城池。 在攻打长沙的战役中，面对敌人的先发制人战术，彭德怀采用＂压出去打＂的方式，命令红五军侧翼迂回，红八军正面强攻，成功打乱了敌军的部署。 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术思维和果断的指挥作风，让他在军中获得了＂猛张飞＂的称号。 在攻克长沙后，彭德怀快速转变角色，从单纯的军事指挥转向全面治理。 长沙城内的管理工作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他一方面果断处置破坏分子，维护城市治安；另一方面释放被关押的群众，安抚民心。 彭德怀建立的部队纪律性在长沙得到了充分体现。红军进城后秋毫无犯的表现，让包括外国领事在内的各界人士对红军改观。 他重视与外国机构的沟通，安排会说法语的红八军军长何长工与各国领事进行交流。 面对敌人的反扑，彭德怀又不贪恋城池，而是带领部队和群众有序撤出，保存了革命力量。 政委制度一直是一个重要特色。对于彭德怀来说，他的政委配置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过程。 最早与彭德怀搭档的政委是滕代远，他们在红五军时期就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滕代远的政治素养和彭德怀的军事才能相得益彰，形成了一对战斗力极强的黄金搭档。 在长征开始前，由于工作需要，滕代远被调往苏联学习。随后，杨尚昆接任红三军团政委一职，与彭德怀一起经历了长征的艰难岁月。 杨尚昆政委时期，红三军团在长征途中克服了重重困难，这个时期的配合也为彭德怀积累了宝贵的政治工作经验。 到达陕北后，彭德怀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政委——毛泽东主席。在陕甘支队和抗日先锋军期间，毛主席亲自担任政委，这段经历对彭德怀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也成为了彭德怀军旅生涯中最后一次配备正式政委的时期。从此之后，彭德怀开始了独特的＂无政委时期＂，逐步走向独立指挥的道路。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四大野战军中，只有彭德怀和陈毅两位司令员是兼任政委的。这种特殊安排体现了上级对他们的高度信任。 在西北战场，彭德怀不仅要负责军事指挥，还要统筹政治工作，这种一肩挑的方式对指挥员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彭德怀在西北战场的表现证明，他完全有能力承担起这种双重职责。他既能指挥打仗，又能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全能型指挥员。 这个时期的彭德怀，完成了从单一军事指挥员向全面领导者的转变。他的经历也成为了中国革命军事史上一个独特的案例。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在西北战场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在这片35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战场上，他指挥仅有5万人的西北野战军，与装备精良、总兵力达27万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持续三年的较量。 这场战役中，敌军不仅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还拥有飞机、大炮等现代化武器。面对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彭德怀发挥出色的指挥艺术，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军的优势。 在西北战场上，彭德怀不仅要指挥作战，还要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这种全方位的责任，要求他必须具备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再次接受重要任务。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他肩负起了这场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战争的指挥重任。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提出在妙香山和长津湖南部构筑防御工事的建议，为志愿军打赢第一次战役奠定了基础。 作为最高指挥员，彭德怀始终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和战斗力提升放在重要位置。他注重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保持军心士气。 在处理中朝军队关系方面，彭德怀表现出很高的外交智慧。他主张将指挥所设在朝鲜境内，这不仅便于作战指挥，也有利于加强与朝鲜军队的协调配合。 彭德怀特别重视战场信息的保密工作。他提出在战斗打响前要严格保密，并注意控制新闻报道的分寸，这些举措为志愿军取得战场主动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彭德怀统筹兼顾，既要指挥复杂的军事行动，又要处理繁杂的政治外交事务。这种全方位的领导责任，考验着一个指挥员的各项能力。 到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时，彭德怀以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身份，完成了这场关系重大的国际性军事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