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胡适在海外读到了《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他下了一句评语：“真的有点肉麻”，“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胡适特地找到语言学家赵元任。胡适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因为赵元任很明白地告诉他说：这首词的押韵存在问题，就算照着湖南方言来看，也是不押韵的。 这下胡适就高兴了，他认定：毛泽东连押韵都不懂，根本就不行。 实际上，胡适本人是个很有阶级观念的人，这点，我们从他结交的朋友就可知，他所结交的朋友，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富人阶级或者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徐志摩等。 也是因着这种阶级观念，毛泽东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并去旁听北大的课时，问问题遭到了胡适的拒绝。当然，胡适拒绝回答毛泽东的问题，也有部分原因是：北大有规定，非学籍身份的听众只能缄口不言地听讲座，而不能问问题。胡适正是在知道毛泽东是非注册学生时，才拒绝回答其问题（不想坏规矩）。 但这里头，没人可否认的是，胡适并不像杨昌济那样欣赏毛泽东，甚至多少是瞧不上他的。但胡适的态度，并未阻止毛泽东继续听胡适的课，也不影响毛泽东继续尊崇他。 当时，胡适在北大的工资是一个月300大洋，而毛泽东的工资则是一个月8元，两人的工资相差了近40倍。某种程度上，胡适瞧不上毛泽东，和今天的一个月薪20万的人，瞧不上一个月薪5000的人，道理是一样的。这也不能怪胡适，只能怪毛泽东的起点的确太低。 胡适当然想不到：有一天，这个北大图书管理员，会成为新中国的创立者。他更想不到，毛泽东还会出一本诗集，并且让尚在海外的他买到手。 胡适拿到诗集时，是依旧带着“不太瞧得上”的心情看向那些诗词的。带着这样的态度看，自然就哪里都是毛病了。 胡适并未想到：自己手里拿的这本毛泽东诗集，实际是个盗版。不过，这也正常，他在海外，买到正版较难。 他在评《蝶恋花·答李淑一》“没有一句通的”时，显然并不知道，正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里，有毛泽东专门为这首词写的一个备注，内容正是针对押韵问题的。备注是这么写的：“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也就是说：毛泽东知道他的这首词的押韵有问题，但为了内容本身，选择了特地不改。这种“不改”，恰是不拘一格，而非“不懂”。而他这样做，也更体现出毛泽东在表面形式和内容之间，是毅然选择内容本身的。 也只有这样的毛泽东，他写出来的东西，从来不存在“华而不实”，而经常是“一句顶十句”，每一句都是群众语言，而不是华丽辞藻，每一句都哲理深刻，引人深思。 只能说：胡适能这样挑《蝶恋花·答李淑一》，当真是买错了书，同时，也太为了挑毛病而挑毛病了。另一方面，这件事也从侧面反映出：胡适此人，是并不懂得真正的创作的。 那么胡适为何不懂真正的诗词创作呢？这一方面是因为，胡适虽然是个思想家、文学家，但他在诗词创作上的水平，着实一般。这容易理解，很多人讲新闻理论讲得很好，但就是写不好新闻稿。胡适就是这类人：理论水平可以，但是实际创作能力就不行。也是因为知道自己不行，胡适才在发现这首词的问题后，专程找到语言学家赵元任去求证。 胡适的诗词创作水平，我们从胡适曾经创作的一首诗《蝴蝶》便可见一斑：“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胡适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诗，是他创作的《希望》，这首诗是一首著名儿歌的歌词：“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兰入暖房。朝朝频顾惜，夜夜不相忘。但望春风发，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筷筷，添得许多香。” 这首诗被认为是胡适写得最好的一首诗，但其诗作水平，也相当一般，自是无法和毛泽东的诗词相提并论。 明明自己水平不如人，为何还敢如此批评呢？归根到底，还是阶级观念导致的啊，在阶级观念极深的胡适眼里：没有喝过洋墨水，甚至还是泥腿子出身的毛泽东，一定是不如人的。这种执念导致了胡适对毛泽东的“疯狂打压”：我必须拼命证明你“不如人”。 除了胡适外，海外文坛没有一个人评价毛泽东诗词“如何不通”，显然，问题不出在毛泽东的诗词上，而是出在胡适的脑子里，他的脑子里有个地方打了结，一直没有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