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深夜，一男子爬进了延安保育院的窑洞。突然，他拿出锋利的匕首，残忍地在刘伯承女儿的腹部挖了一个大窟窿。临死前，小女孩叫了一声：“叔叔，我认识你。” 延安，在1945年的中国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这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中心，更是无数革命将士心中的精神家园。 1940年春天，为了解决革命将领的后顾之忧，延安中央托儿所正式成立。随着形势的变化，托儿所后来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这个改名背后折射出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国际局势。 战争年代，托儿所里住着许多革命将领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正在前线浴血奋战。这些孩子在托儿所里接受教育，过着集体生活，托儿所的工作人员既当老师又当父母，把他们养育成长。 托儿所选址在窑洞里，条件虽然艰苦，但却为革命将领解除了后顾之忧。每一个窑洞都住着十几个孩子，保育员们日夜守护，确保他们的安全。 然而到了1945年，形势急转直下。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表面谈判的同时，暗地里却在积极部署。大批特务开始渗透解放区，他们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潜入延安。 这些特务们很快就注意到了洛杉矶托儿所。因为这里集中了众多革命将领的子女，成为了他们眼中的重要目标。 特务们开始秘密打探托儿所的情况，研究托儿所的防卫措施和日常运作规律。他们知道，要打击一个将领，伤害他的子女往往比直接攻击他本人更有效。 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和保育员们并非没有警惕，他们每天都在坚持执行严格的安保制度。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托儿所的防护措施还是存在着许多客观的不足。 特别是在1945年的后半年，随着日本投降，很多人都以为战争结束了，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 每天夜晚，洛杉矶托儿所的安全检查都要进行多轮。所长丑子冈总是提着马灯，一个窑洞接一个窑洞地仔细巡查。 托儿所的值班制度非常严格，每个夜晚都有两名保育员轮流值班。这些保育员要定时巡查窑洞，确保每个孩子都安全熟睡。 1945年8月18日的夜晚，当天晚上值班的两名保育员按照惯例开始了巡查工作。 一个老保育员去烧开水，另一个年轻保育员因为身体不适服用了药物。 当晚的巡查确实发现了一些异常，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值班人员曾听到细微的响动，但当时并未深入检查。 第二天清晨，噩耗传来。当值班人员发现六岁的华北没有按时起床。 检查发现，华北已经遇害，现场的情况令人震惊。这个年仅六岁的小女孩，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案发后，同住一个窑洞的其他孩子提供了重要线索。有孩子回忆说，当晚确实看到一个头部包着布的陌生男子出现在华北的床前。 这个男子显然经过了精心策划，选择了值班人员最容易疏忽的时间点。他的作案手法显示出专业性，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最令人深思的是华北临终前的话语。当时的情景显示，行凶者很可能是华北认识的人，这给案件调查带来了新的方向。 案发后，托儿所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接受了详细调查，每个细节都被反复核实。 组织上对这起案件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门的调查组。调查人员走访了所有可能的证人，收集了大量的证据。 案件调查过程中发现，行凶者对托儿所的情况非常熟悉。他不仅知道值班人员的规律，还了解窑洞的具体布局。 这些细节都指向一个事实：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谋杀。凶手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打击抗日将领的意志。 然而，这个案件最终成为了一个悬案。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凶手的真实身份始终没有查明。 面对女儿的惨死，刘伯承将军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定。在托儿所的办公室里，他不仅没有流露出悲伤，反而安慰着哭泣的保育员们。 刘伯承深知，敌人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动摇革命军队的斗志。 女儿的遇害没有让刘伯承停下脚步，他继续带领部队奋勇作战。 根据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知情者说》记载，国民党特务之所以选择伤害华北，是因为无法直接伤害刘伯承。这种卑劣的报复手段，反映出了当时斗争的残酷性。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刘伯承仍然对女儿的案件未能破获感到遗憾。 革命胜利后，华北案件被列入重要的历史档案。这个案件的调查材料成为了研究那个时代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