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背后的三位大神。三十年代中期，胡适在与周作人的通信中，曾这样说：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 这“三位大神”其实是有着某种共同性的，那就是都有着为生民立命为社稷造福的殉道精神。张居正所谓“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就有要与曹操“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之名言反着来的意思，就是“宁愿天下人负我，我决不负天下人”。张居正能做到几成暂且不论，这种为人处世取向深刻影响着胡适的为人处世的交友之道，“我的朋友”胡适之的朋友遍天下，不是没有原因的。徐志摩挂在口头上的“胡大哥”以及“胡圣潘仙”之说，亦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三位大神”中，胡适与孔子的缘分不浅。胡适在儿时就曾动手做过“孔庙”，他在乡间亦有“小圣人”之称。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反传统不可谓不激烈，但他也只说过“打孔家店”的话，这话其实是很有分寸的。胡适受儒家与孔子影响甚深；他先把孔子塑造成了殷民族“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应命圣者（《说儒》），再把孔子塑造成儒家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开拓者。有时是胡适指向哪里，孔子就打向哪里，胡适解读“有教无类”就是如此。胡适在留学时期就专门为孔子写过一首小诗，胡适在1938年所写的著名的“过河卒子”一诗中，还是有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儒家精神的痕迹。其更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支持系统。胡适曾把儒家精神概括为“有为主义”。唐德刚这样评胡适：“胡先生倒真是个‘为往圣继绝学’的‘孔孟之徒’”，“胡适之先生原是个十分标准的传统中国士大夫”。 正由于有这“三位大神”加持，胡适曾嘲笑《西游记》格局太小了，唐僧太小家子气，这就与《西游记》之名著地位很不匹配。为此，胡适专门改写了《西游记》第八十一难，就是让唐僧舍身饲妖，让各路妖魔鬼怪得偿所愿，一齐饱餐唐僧肉。否则，佛家的大精神大境界如何展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