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苏童的《妻妾成群》被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后，他大笑着对余华说：“我狠狠敲了老谋子一笔，要了4000元的授权费。”没想到，2年后，张艺谋找到余华，给出了25000元的版权费，后来又追加到50000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年轻的余华正在工厂里当电工。每天，他都会站在车间的窗前，眺望不远处的文化馆。 文化馆里的人们似乎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整日在大街上漫步闲逛。余华心中充满了羡慕，他渴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余华开始认真思考进入文化馆的途径。他仔细分析了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最终将目标锁定在写作上。于是，余华开始尝试写小说。 然而，写完小说只是第一步，更大的挑战在于发表。余华开始了漫长的投稿之路，他的作品被一家又一家杂志社退回，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个转机出现了。 《北京文学》杂志邀请他去北京修改稿件，编辑们认为，小说的结局不够明亮，如果余华能够把结尾改得更加光明一些，他们就愿意发表这篇作品。 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来说，这样的要求可能会触碰到他们的自尊心，但余华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随和。 他爽快地答应了编辑的要求，甚至说："只要能发表，从头到尾我都可以改得光明。" 小说发表后，余华如愿以偿地调入了文化馆工作。第一天上班时，他故意比规定时间晚到了两个小时。 然而，当他走进办公室时，却发现自己是第一个到达的人。原来，文化馆的工作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轻松。 尽管如此，余华并没有感到失望。相反，他对这份工作更加满意了。 在他看来，文化馆是一个可以让他全身心投入写作的地方，是实现他文学梦想的理想舞台。从那时起，余华开始了他的职业写作生涯。 然而，文坛之路并非坦途。尽管余华笔耕不辍，创作了许多作品，但他的名字始终无法在大众中脱颖而出。 1991年，苏童的《妻妾成群》被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后，他大笑着对余华说：“我狠狠敲了老谋子一笔，要了4000元的授权费。” 而此时的余华为了生活，只能接一些散活糊口，给电视台写剧本。这期间，他涉猎了各种题材和类型，从家庭伦理到武侠古装，无所不包。 就在这时，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在余华心中荡起了涟漪。歌中老黑奴历尽苦难，亲人都先他而去，但他依然以宽厚之心对待这个世界。余华被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所打动，萌生了创作一部反映人性的作品的念头。 听了这首歌后，余华提笔写下了《活着》，这部作品倾注了他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 当他满怀希望地将稿件寄出后，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十天半月过去了，余华等得心焦，只好亲自登门拜访编辑。编辑这才吞吞吐吐地说出实情：书的内容太过大胆，恐怕没有哪家杂志社敢冒这个风险。余华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就在余华为《活着》的命运一筹莫展时，一个转机出现了。在写稿的间隙，余华结识了一些电影圈的朋友。一些朋友听说了《活着》的遭遇后，纷纷为他出谋划策，想办法帮他寻找出版的机会。正是在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下，余华才没有放弃这部作品。 1993年，导演张艺谋的到访，让余华看到了希望。那一刻，余华知道，自己孜孜以求的梦想，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起初，张艺谋相中了余华的另一部小说《河边的错误》。但在与余华的交谈中，余华却极力推荐自己的新作《活着》，认为这才是他最满意的作品。 在余华的劝说下，张艺谋答应把《活着》也纳入考虑的范围。 当天晚上，张艺谋废寝忘食地读完了《活着》。读罢，他久久不能平静。第二天凌晨，张艺谋就带着两万五千元，敲开了余华的家门，提出要把小说改编成电影。 余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那时他的稿费只有区区四百元，两万五千元对他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然而，这桩看似顺利的合作，其实也曾遭遇波折。 有一次，张艺谋的副导演王斌来找余华商讨改编事宜。 余华误以为对方想反悔，加上坊间有传言说张艺谋为人＂抠门＂，一时冲动之下，余华竟把王斌赶了出去。好在误会很快就解开了。 十分钟后，王斌打来电话，表示张艺谋的意思是想把价码提高到五万元。事后，余华打趣道，张艺谋是他平生仅见的会主动加价的导演。 1994年，《活着》搬上银幕，一举斩获戛纳电影节大奖。 时至今日，这部电影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3分，成为张艺谋执导生涯中口碑最佳的作品。主演葛优也凭借精湛的演技，问鼎影帝宝座。 同时，一些出版社也嗅到了商机，纷纷联系余华，表示要加印他的小说。 在《活着》获得巨大成功后，余华的创作生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陆续推出了《兄弟》《许三观卖血记》等优秀作品，每一部都引发了读者的热烈反响。 通过这些作品，余华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而又闪光的文学世界，鼓舞和感染了无数人。 余华曾说:＂写《活着》的时候我哭了，改编成电影的时候我也哭了，每次看到观众的眼泪，我依然会哭。＂ 或许，唯有真正热爱生活，热爱文学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感人至深的作品吧。而余华，无疑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