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毛主席有过这样一件批示：

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尽管按照邓大姐的资历和能力，完全有资格胜任，可周总理为了避嫌，将她的人事安排给压了下来。

两年后总理逝世，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发现了这份写有毛主席批示的文件。

邓颖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1925年入党，早期先后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等职。在瑞金时期，邓颖超担任中央机要局局长(相当于中央秘书长)。长征出发时，因她患肺结核病，中央机要局局长才转由邓公担任。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她是蒋介石遴选的中共七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从能力、资历和声望上，邓颖超担任部长应该都绰绰有余。有位妇女同志就对周总理说：“总理啊，我们共产党人提倡男女平等，因此，你说什么也应该给小超大姐安排一个部长职位才对啊!”

周总理似乎早有打算，他回答说：“我如果安排你小超大姐去当某一个部的部长，那么她的那个部发出的文件、指令等，别人就会误认为有我的意见，叫人家不好办，很容易把家庭关系和革命工作搅到一起，就不利于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

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周总理宁愿提名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担任卫生部长，也不让邓颖超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

本来按规定周总理夫妇都可以享受三级工资待遇，但周总理却亲自批示给自己发第五等级的工资，邓大姐发第6级。

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定工资时，蔡畅大姐定为三级，我按部级也该定五级，可报到他那里给划六级；国庆10周年我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人员的名单，他把我的名字给划掉了。”

1959年，在国庆十周年庆典的时候，本来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名单中有邓颖超，同样为了避嫌，周总理将她的名字从名单中划掉了。

总理的这种安排，可能对邓颖超同志本人不太公平，为此也有不少党内的领导同志为邓大姐抱不平。但我们敬爱的邓大姐却从来没有过任何怨言，无不讲任何条件的支持周总理的工作，支持我党的事业。

邓颖超病逝的时候，穿的是破得不能再补的旧西服，用的是周总理用过的骨灰盒。她临终前向中央提出了身后事的要求，不留骨灰，房舍交公，不给亲属任何特殊的照顾……

对待夫人如此，对待近亲属也同样如此。周总理的一个侄子在北京钢铁学院当教师，妻子在淮安老家工作。组织上为了照顾夫妇关系，把女方调到了北京。

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做两人的工作，避免别人说闲话。夫妻俩后来都回到了淮安工作，直到总理逝世时都还在淮安当老师。

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在内蒙插队，自己报名参军入伍了，总理特意派秘书去内蒙古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回到插队的地方去落户。

周秉建对来人说：“伯伯要我回去，我就回去。”就这样，秉建本来已穿上了军装，还是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去了。

周总理这种因公废私的举动，是何其的伟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