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胡适在海外读到了《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他下了一句评语：“真的有点肉麻”，“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胡适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他指出《蝶恋花·答李淑一》存在明显的格律问题。   这首词作发表于1957年，迅速风靡全国，获得了国内文坛的普遍赞誉。   然而，两年后，胡适在海外读到收录这首词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甚至专门请教了语言学家赵元任。   进一步确认了该词押韵上的瑕疵，即使以湖南方言来看也不合规范。   要理解胡适的批评，首先需要了解《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格律构成。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词气势磅礴，情感真挚，然而在格律上却存在“破格”之处。   按照《蝶恋花》词牌的要求，全词需押八个仄声韵，且上下阕韵脚相同。   毛主席在上阕使用了“iu”韵，下阕前半部分也遵循了这一规则，但后半部分却转为了“u”韵。   这种“中途换韵”的做法，在传统的词律中并不常见，尤其是对于《蝶恋花》这类词牌。   在1958年出版的线装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他特意加了批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毛主席在创作时是有意为之，他选择保留这种“破格”的押韵方式。   胡适对《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批评，并非仅仅出于对格律的执着。   或许与他与毛主席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胡适是五四运动的旗手，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毛主席青年时代也曾对他十分敬仰。   然而，随着政见的分歧，两人渐行渐远。   毛主席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旁听过胡适的课程。   但胡适对这位“非注册学生”的态度却比较冷淡。   这其中既有北大规定的限制，也可能与胡适的阶级观念有关。   胡适的朋友圈大多是富人阶级和高级知识分子，与毛主席的出身背景相差甚远。   1945年，毛主席曾托人向胡适问好，胡适也曾致电毛主席，希望国共合作，走多党制道路。   然而，这封电报最终石沉大海，也成为胡适心中的一根刺。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毛主席再次邀请胡适留在大陆，但胡适最终选择离开，前往美国。   五十年代，国内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也波及到了胡适。   这更让他对毛主席心存芥蒂。   因此，当他读到毛主席的词作时，或许已不再是纯粹的文学评价。   在他看来，毛主席出身底层，没有喝过“洋墨水”，在文化素养上自然不如自己。   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导致他难以客观地评价毛主席的文学创作。   胡适的工资曾是毛主席的近40倍，这种经济上的巨大差距，也强化了他的优越感。   他或许从未想过，这位曾经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会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   并在文学领域取得如此成就。   胡适虽然是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但在诗词创作上的水平却并不突出。   他曾写过一首《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语言浅显，意境单薄，与毛主席的词作相比，差距明显。   胡适的代表作《希望》虽然被广泛传唱，但其诗歌水平也相对平庸。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胡适在评价毛主席的词作时，会如此关注格律问题。   而忽略了其意境和情感的表达。   因为他自身的创作能力有限，所以更倾向于从技术层面进行评判。   在海外文坛，除了胡适之外，并没有其他声音批评毛主席的词作“不通”。   这也说明胡适评价的片面性。   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摒弃个人偏见，立足于作品本身，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而对于创作者而言，格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表达真情实感，传递思想的力量。   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正是以其真挚的情感和豪迈的气概。   打动了无数读者，成为了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