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银行业这片风起云涌的江湖里，中信银行无疑是一个充满故事的角色。自1987年与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同期崛起以来，中信银行凭借其背靠中信集团的雄厚资源，一度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然而，时光荏苒，中信银行如今似乎陷入了成长的瓶颈，既未能像招行那样在零售领域独领风骚，也未能在对公业务上稳坐钓鱼台。那么，中信银行这些年究竟经历了什么？作为国内较早成立的股份制银行之一，中信银行在业务转型和战略调整上下了不少功夫。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其业绩增长依然显得乏力。这背后的原因既包括业务层面的挑战，如零售转型成效有限、对公业务波动较大。同时，由于高管更替频繁，战略缺乏预见性的同时也遭遇了执行难题。

业绩迷雾2024年前三季度，中信银行交出了一份营收增长、利润放缓的成绩单。营收同比增长3.83%，看似扭转了去年下滑的颓势，但细究之下，这主要得益于投资收益的大幅增加。然而，利润增速却仅微增0.76%，这一数字让人不禁要问：为何在收入实现逆转的背景下，利润增速却大幅放缓？从财报中可以找到答案：业务及管理费用的大幅增长是关键原因。今年前三季度，该费用为467.02亿元，同比增加36.69亿元，增幅达8.53%。这其中包括员工成本、物业及设备支出及摊销费、其他一般及行政费用等多个方面。中信银行在员工成本、物业及设备支出等方面的投入持续增加，导致费用攀升。值得注意的是，中信银行在员工数量上也经历了扩招再缩编的过程，与多家上市银行年内裁员的趋势相一致。

利息收入作为银行的重中之重，中信银行的表现显得有些乏力。前三季度，中信银行的利息净收入为1099.71亿元，同比微增0.67%。在净息差行业性收窄的大背景下，中信银行的净息差也呈现下滑态势，从初期的2.12%下滑至1.79%。这意味着，即使贷款规模扩大，银行从每笔贷款中赚取的利息也在减少。这种营收与利润增长的不匹配，揭示了中信银行在成本控制和费用管理上的挑战。尽管投资收益为银行收入的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但这种增长方式存在收益波动大、不确定性高的特点，难以持续支撑银行的长期发展。与业务及管理费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信银行的信用减值损失有所减少。今年前三季度的信用减值损失为513.43亿元，同比减少9.84亿元。然而，这一损失仍然与净利润相当，表明中信银行在贷款质量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以减少损失、增厚利润。近五年来，中信银行的不良贷款分别为661.17亿元、734.52亿元、674.59亿元、652.13亿元、648亿元。今年前三季度为659.81亿元，较年初增加11.81亿元。不良贷款率总体呈现下滑态势，分别为1.65%、1.64%、1.39%、1.27%、1.18%，前三季度进一步下降至1.17%。

零售转型，成效几何？近年来，中信银行一直在努力推进零售转型，试图摆脱对公业务占比过高的困境。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零售转型的成效并不明显。中信银行的零售转型之路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银行制定了《2015-2017年战略规划》，提出“一体两翼”战略，将零售业务提升到重要地位。此后，中信银行在零售业务上动作不断，从加强网点布局到推出各类零售产品，再到组建零售内训师队伍，可谓不遗余力。然而，尽管零售信贷在信贷中的比重已经超过40%，在银行业中属于比较高的比例，但零售存款的增长并不理想。个人存款在存款结构中的占比从2014年的18%升到了今年上半年的28%，但仍显著低于贷款结构的改善。这表明中信银行的零售转型在资产端有一定成效，但在负债端没有明显改善。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信银行零售业务线的客户数量、活跃度与优秀零售银行还有差距。数据显示，中信银行零售AUM规模为4.24万亿，在上市银行中居第七位，但远低于招商银行的13.32万亿。零售客户数方面，中信银行截止今年上半年为1.41亿，距离招行的2.02亿有一定差距。这表明中信银行还没有成为很多客户零售与财富管理的主办行，因此沉淀的低成本零售存款不足。尽管制定了明确的战略规划，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制约。例如，在零售转型过程中，中信银行虽然推出了多款零售产品，但在客户获取、渠道建设、风险控制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导致零售业务发展缓慢。自2021年开始，中信银行虽然提出了以财富管理为战略支点，但代理及手续费净收入并没有明显增长，占比也一直在15%-17%之间徘徊，较2017年30%左右的占比反而下滑较多。中信银行在财富管理业务上的劣势，主要源于客户资源的不足和服务体系的差异化不足。虽然中信银行有中信金控体系内的资源优势，可以与中信证券、华夏基金等建立协作关系，但这些并非财富管理发展的关键因素。更重要的是，中信银行需要开发更多的客户资源，并形成差异化的服务体系，才能在财富管理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暗流涌动”中信银行一直以对公业务见长，被誉为“对公之王”。然而，在对公业务上，中信银行却面临着“大而不强”的困境。近年来，中信银行的对公贷款不良率持续攀升，给银行的资产质量带来了巨大压力。虽然中信银行通过调整信贷结构、降低高风险行业投放比例等方式稳定住了不良形势，但对公业务的收益水平也相应下降。中信银行在对公业务上的困境，主要源于对行业信贷投放缺乏战略远见和独到的信用判断能力。在制造业、批发零售、地产等行业景气下滑的背景下，中信银行没有提前做出判断和调整，导致不良资产大量增加。虽然中信银行在基建类资产上投放比例较高，但这些资产的收益水平相对较低，无法弥补高风险行业带来的损失。中信银行业绩成长性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公司治理层面的不足。近年来，中信银行在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力制约监督上存在一定问题。前行长孙德顺受贿近十亿元、前董事长李庆萍退休后仍被追责降职并开除党籍等。特别是孙德顺为谋取私利，违规向恒大集团等地产商发放大量贷款，给中信银行带来坏账损失。此外，近年来包括哈尔滨、宁波、广州等地的分行高管也接连被查，凸显了中信银行内控上存在一些漏洞。这些事件不仅损害了中信银行的声誉和利益，对公司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此外，中信银行在“行长负责制”和“董事长负责制”之间摇摆不定，这也表明公司在公司治理上缺乏清晰的规划。哪个职位是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人来自哪里、如何产生等问题都没有定规，这对于公司的战略和业务推进都可能产生不利影响。这或许也导致中信银行在战略上虽然一直在演进，但相对来说缺乏预见性。无论是零售转型还是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中信银行都是在行业趋势形成后逐渐加码，更多是在跟随而非引领。这导致中信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难以把握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