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楷理1839年1月出生于德国萨克森州一个小镇,年轻时随家人移居美国,后考入美国罗切斯特大学,这是美国浸礼会资助的一所大学。他大学毕业后,应召于1866年来华,开始传教工作。但是金楷理来到中国后传教工作开展得很不顺利,因为当时江南百姓时有排斥洋教事件的发生。
1867年，金楷理所在的布道站被宁波百姓拆除，正当他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之际，却得到了江南制造局的邀请。鉴于他中西贯通的语言能力，他被聘为江南制造局的教习之职，即后来的广方言馆。并参与译书馆的译书工作。此间，他译书23种。1875年，金楷理又调离江南制造局到福州船政局再任教习，并被清廷授予四品官衔。
金楷理到江南制造局任教习之时，制造局翻译馆正在筹建，当然，这也是适应洋务发展的需要。主导成立江南制造局的曾国藩等洋务大僚明白，推行洋务运动，要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洋务派既然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认识到了学一些皮毛,无补于实用,除开办同文馆外,翻译西书也成为重中之重。当时,曾国藩主导的江南制造局、李鸿章创办的枪炮厂等相继成立,如何培养掌握近代科技的人才,更迫切的成为现实问题。
1868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成立。中国学者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与英国人傅兰雅，美国人金楷理、林乐知，日本人藤田丰人先后到馆任职。徐寿担任化学、汽机方面的翻译，华蘅芳担任算学、地质方面的翻译，而外国学者主要是以口译的形式。据熊月之统计，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员，可考的共有59人，其中外国学者9人，中国学者50人。翻译馆“自开办以来，其所罗致之人才，充各科之主任者，颇极一时之选，而要皆为邃于汉学之西方学者”。
金楷理在江南制造局的教学与译书工作都尽心尽力,由于他出色的表现以及他为中国翻译大量西方的自然科学、军事、船政等方面的书籍,江南制造局又推荐他参与外交工作。
1879年，徐寿的二儿子徐建寅以驻德使馆二等参赞的身份被派往欧洲进行考察。在江南制造局的工作中，无论是徐寿还是徐建寅都对金楷理多有了解。便奏请清廷让金楷理以顾问身份一同前往。赴欧期间，金楷理经常陪同徐建寅参观工厂，为购买机器提供帮助外，还承担起联络德国外交部和报馆工作。虽然这些应该属于翻译馆的本务，但金楷理尤其感兴趣的还是到各国考察兵船。因为在江南制造局译书期间，他翻译最多的是军事方面的著作，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最为丰富。他经常将参考资料译成中文，其中主要有各国战舰的资料，在驻德使馆参赞刘孚翊的协助下完成译稿，后来提供给许景澄正式出版。
自跟随徐建寅赴欧后,金楷理一直在欧洲诸国的中国使馆工作,直到1903年退休。退休后,金楷理又曾在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工作了一段时期,充当中国公使顾问,1914年9月29日，金楷理在法兰克福去世。
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在传播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方面,他最大的贡献就是译书。
金楷理译书，在江南制造局时期为最。所译之书有军事科学、船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四类。我们知道，洋务派设立江南制造局的主要目的是以西法达到军事自强的目的。因此，他翻译的书多以军事为主，也很受欢迎。金楷理翻译的这方面书籍，在江南制造局发售书中发行量位居前茅。他翻译的军事著作主要有《兵船炮法》《克虏伯炮说》《克虏伯炮准心法》《克虏伯炮饼药法》《克虏伯炮弹造法》《攻守炮法》《营垒图说》《行军指要》等。《兵船炮法》于1876年出版，共16卷。有180幅插图，为教科书体例。
至于《行海要术》《御风要术》与《海道图说》等,则属于船政类译书。《行海要术》有四卷,书中详细记述了纪行法,即轮船在海上航行如何既不绕远,又规避危险；同时对海洋经纬度的测量,行海时如何考定时刻,遇到各种恒风、飓风时该如何行驶等等。正如书中所言,"凡行海者,欲令所行之路既不迂远,又免危险,则须深明行海之理。凡船近海岸,又值大风阴晦,则探水之法尤宜慎重,须将风帆少减,令船缓行,以便频频探测";"测量者借天空各曜,以定地球各处之经纬也"。
金楷理翻译的《御风要术》则系统介绍了南北两半球及世界各大海洋的飓风发生情况，以及如何规避。
《海道图说》共十五卷，该书用地图加文字说明的方式记述了行船时可能遇见的各种地理形势和行船方法。该书后来成为大清海军的行海指南。
在自然科学方面，金楷理翻译的《光学》《测候丛谈》《绘地法原》等都是影响深远的书。《光学》是19世纪西方近代光学在中国传播的主要代表作，并首次将衍射、干涉和偏振现象产生的原理及应用等波动光学的知识传入中国，在中国近代物理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测候丛谈》则是一部介绍西方气象学的译著,由金楷理口译,华蘅芳笔述。
在社会科学方面，金楷理主持编译了《西国近事汇编》一刊。这是一份连续出版的国际性、综合性、新闻性期刊，主要内容是根据英国《泰晤士报》所刊登的西国大事而编译成刊。
《西国近事汇编》于1873年创办，1900年1月21日停刊。该刊传播的内容涵盖西洋各国，囊括百科，可谓了解西洋各国的即时性“百科全书”，是同治光绪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开明人士了解世界大事的主要刊物，是孕育改良思想的重要素材。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将此视为改良中国的必读之物。康有为回忆自己在1879年（即22岁）时，“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梁启超推荐这本书说：“欲知近今各国情状，则制造局新译《西国近事汇编》最可读，为其翻译西报事实颇多也。”
金楷理志愿来华传教,不久改变职业,一面在广方言馆当德文教习,一面在江南制造局从事以军事书为主的西方科技书籍的编译。更后来,一时担任上海道台的翻译后,应邀赴欧上任驻德使馆翻译官将达二十四年,以终其身。灵魂的救济这一目标,到底没有实现。回顾他的一生,金楷理自己是否有所遗憾,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推想,他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让中国自立。因此,在驻外使馆甘为辅助人员也是他为中国服务的一个方式。近代中国也确实需要这样一个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