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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互联网有“辱法”的风气，好像自从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就不值一提，但其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法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20年代，中国的青年精英们赴法勤工俭学，开拓了眼界，回国后都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1960年代，曾经参与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精英们，已经成为中国的领导者，他们推动的中法建交，又影响了中国的走向和世界格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国对中国的影响，仅次于苏联。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中法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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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期，中法关系经历了一段天翻地覆的变化。1943年初，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夺取北非，6月3日又在阿尔及利亚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开始领导整个法国的抵抗运动和北非地盘，希特勒扶持的维希法国江河日下，朝不保夕。于是呢，美国和英国决定，承认戴高乐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唯一合法政府。做为英美在东亚的代理人，蒋介石自然不能例外，便在8月1日宣布和维希法国断交，顺便废除了一些中法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然后在8月28日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法国唯一合法政府。按道理说，蒋介石声援戴高乐，戴高乐应该感谢蒋介石才对呀？但戴高乐没有感谢蒋介石，反而通过外交渠道，对蒋介石趁机废除中法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发出抗议，声称将在中国保留法国的权利。
这说明，戴高乐根本没有平等对待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依然把中国视为随时可以进入的殖民地，准备战争结束以后卷土重来。面对戴高乐咄咄逼人的态度，蒋介石无力反驳，甚至在1944年6月戴高乐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时候，立即予以承认，还给戴高乐致电说：“四年来，我们始终带着深切的同情和敬仰，关心法国人民在您英明领导下进行的这场斗争。您真正的首都从纳粹占领中解放出来，预示着您的祖国即将全面解放，也是您可贵的努力应得的酬劳。”
弱国跪舔的态度，溢于言表。到了1950年1月，蒋介石败退到台湾，陈赓指挥解放军自广西进入云南，穿插到中越边境地区，和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联系起来。面对这种情况，已经回归东南亚，希望重建法属印度支那的法国，再也坐不住了，便派出前任驻北平总领事伯亚乐，会见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传达了“法国正在考虑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
伯亚乐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不支持胡志明和北越，承认中法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法国就承认中国新政府的地位。这种损害国家利益的交易，久经考验的中央领导同志怎么可能接受呢？于是在1月18日，中国宣布和越南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3月，毛主席自莫斯科返回北京，正式决定组建以陈赓、韦国清为首的“援越军事顾问团”，开始抗法援越。
因为在毛主席看来，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法国这种老牌列强，不把它打疼，它是不会让步的。这一打，就是四年。1953年7月，中、朝、美在朝鲜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取得巨大的胜利，震惊世界。1954年5月，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战败，被迫承认北纬17度线以北，归越南民主共和国所有，北纬17度线以南归保大帝的越南国所有，法国非常不体面的退出东南亚。
这两次战争让法国意识到，时代真的变了，中国不容小觑。在这样的清醒认识下，日内瓦会议期间，中法两国代表团开始试探性接触，讨论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可能，法国总理弗朗斯也向周总理表示，希望中法两国的关系正常化。但中法的关系，还是没有发展起来。因为那时的法国不是戴高乐的法国，而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是议会制国家，国民议会是法国的权力核心，能决定法国的绝大多数事务，相比起来，法国总统更像是国家的象征。而由于宪法的限制，国民议会没有明确的多数党，无法由一党组成稳定的内阁，经常是数个党派组成联合内阁。这就导致法国政府官员频繁更换，以至于在12年间，法国出现了24个内阁，平均执政时间只有半年。
此外，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执政时期的法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依附于美国，事事都要看美国的眼色，不能独立自主的决定法国事务。那么在美国封锁中国背景下，即便弗朗斯的内阁想和中国建交，也没有成功的可能，再换一届内阁，可能连建交的想法都没了。所以在1950年代，中法关系并没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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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关系的真正转折点，来自阿尔及利亚事件。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和法国隔着地中海相望。对于法国来说，只要控制阿尔及利亚，就能控制整个北非地区，所以近代以来，阿尔及利亚被法国殖民一百多年，做了法国殖民北非的桥头堡。1950年代以后，阿尔及利亚又发现石油和天然气，根据目前的数据，阿尔及利亚的石油储量是世界第16位、天然气储量是世界第9位，不可谓不大。
一个有重要地缘战略且资源丰富的殖民地国家，可以想见，法国是非常重视的。
事实证明，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打不赢，在阿尔及利亚也打不赢。自从阿尔及利亚的反法武装起义爆发，周总理就在“亚非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完全同情和支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为自决和独立的斗争、阿拉伯人民在巴勒斯坦所进行的人权斗争。”
四年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尽管法国外交部宣布，任何国家敢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就是对法国的不友好行为，但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还是发去贺电，毛主席更是邀请临时政府代表团访华，并鼓励他们说：“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阿尔及利亚，法国殖民主义者企图把它变为法国的一个省，那是永远做不到的。”同年，中国宣布，将通过第三国给阿尔及利亚送去军事援助。
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只有3000人、500支猎枪的阿尔及利亚反法武装，很快就发展到15万人，控制了阿尔及利亚三分之二的土地，并且用游击战术，打的法国50万远征军都无可奈何，每年还要造成2000亿法郎的军事开支。也就是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潭，遭遇了美国在越南、阿富汗一样的困境。法国的镇压行动不顺利，自然引起国内外的不满。
1958年5月13日，法国的极端殖民主义者嫌弃法国政府软弱无能，直接在阿尔及利亚发动叛乱，成立“救国委员会”，和法国政府对峙。法国内战一触即发。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已经隐居12年的戴高乐，向法国媒体传递了一条消息：“我已做好执掌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消息一出，有复国光环傍身的戴高乐，迅速成为法国各界都能接受的人物。戴高乐随即出山组阁，并成功修改宪法，把群魔乱舞的内阁制改为一言九鼎的总统制，一举终结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戴高乐重新执政，彻底改变了法国的命运。
因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戴高乐的态度非常明确——认清现实，放弃强硬的旧式殖民统治，改用柔软的新方式，维护法国在北非的影响力。为了表明态度，戴高乐公开说过两句话：“父辈的阿尔及利亚已经死去了，如果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将与它同归于尽。”“阿尔及利亚只有一种解决办法，独立。”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1959年9月，戴高乐发表电视演讲，提出三条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方式，请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决定——1、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分离，独立建国。2、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合并，成为一个省。3、阿尔及利亚自治，和法国保持间接关系。
演讲结束以后，76%的法国投票者支持戴高乐的决定，阿尔及利亚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解决方案。经过双方漫长的谈判，1962年3月，阿尔及利亚实现全境停火，4月，91%的法国投票者赞成法国退出阿尔及利亚，7月，99.73%的阿尔及利亚投票者，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建国。就这样，中国支援阿尔及利亚的行动，取得圆满的胜利，法国顺利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甩掉沉重的经济和军事包袱，中法两国再无尖锐的矛盾。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开拓了国际影响力，法国消耗了实力，此消彼长之下，中国和法国便有了平定谈判建交的基础。如果中国当初接受了法国的条件，以低声下气的态度和法国建交，法国不会走到这一步，中国也不会换来这么有利的条件。还是那句话，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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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有平等谈判建交的基础是一回事，有没有平等谈判建交的意愿是另一回事，毕竟“供需关系”才是衡量世间万事的决定性因素。那中法的需求都是什么呢？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是追随美国的，它对中国没有需求，但随着戴高乐重新执政，突然对中国有了巨大的需求。因为戴高乐有浓厚的大国意识，对法国事事追随美国非常不满，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以后，非常希望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的各国实力对比，也给戴高乐的复兴计划，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工业生产总额，能占到资本主义世界的53%，但戴高乐执政以后，美国的工业生产总额只占资本主义世界的39%，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日本的工业生产总额，则占到资本主义世界的48%。在这样的背景下，戴高乐便提出“独立自主”的法国外交政策，并试图主导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抗衡，恢复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国地位。
而在二战以后，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时刻威胁着西欧的安全，戴高乐要想主导欧洲经济共同体，便要给西欧提供安全的环境，那么就需要一个大国来制衡苏联。在世界各国中，能声援法国独立自主并制衡苏联的，数来数去，也只有在朝鲜击败美国、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击败法国、和苏联交恶的中国。中国，就这样成为戴高乐选定的绝佳合作伙伴。
法国需要中国，中国其实也需要法国。原因很简单，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封锁中国，50年代末的中苏交恶，导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封锁中国，中国为了保持独立自主，被迫隔绝在两大世界之外。那个时候的中国，迫切需要实力雄厚的合作伙伴，打破美苏的封锁，获取必要的政治声援、经济交流以及技术扩散。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主席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中间地带。打破美苏的封锁，要从这两个中间地带着手，而第二中间地带的突破口，便是要求独立自主、极力反抗美国的法国。所以在相似的政治共识之下，中法便产生了供需关系，两国建交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关于这一点，戴高乐和毛主席都有清醒的认识。戴高乐和身边人说：“法兰西共和国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即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毛主席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说：“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共同点，一是不允许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二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加强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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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夏，戴高乐约见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请他以私人的名义访华，并交给他一封私人信件做为信物，亲口交代：“法中建交由你去谈。”在戴高乐重新执政以前，富尔曾经来华访问，回去还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借用《菩萨蛮·黄鹤楼》里的“龟蛇锁大江”词句，取名为《蛇山与龟山》。可以说，富尔访华是轻车熟路的。10月，富尔抵达深圳罗湖，向中国外交部的接待人员说：“我是戴高乐的特使，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有一封戴高乐的亲笔信，要交给中国的领导人”，一句话点出这次访华不同寻常。中国的接待人员听懂了富尔的意思，立即决定，改用最高规格接待富尔。双方寒暄一番，他们便用专列火车，把富尔送到广州，并通知广州市长曾生设宴欢迎，然后再用飞机送到北京，富尔入住钓鱼台国宾馆，外交部长陈毅专门从外地回京，出席了欢迎晚宴。
富尔通过不断加码的接待规格，也明白了，中国接待人员听懂了他的意思。中法建交，就这样心照不宣的推进。10月23日，周总理亲自会见富尔，正式开始讨论中法建交的问题。
根据戴高乐的意见，富尔提出三个建交方案——
1、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政府表示同意。
2、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3、延期承认的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做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之间形成特殊关系。
其实无论是哪种方案，台湾问题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周总理认为，讨论建交方案以前，要先解决台湾问题。于是呢，富尔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意见——法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希望中国能退一步，不要逼法国先和台湾断交。
富尔的意见说明，法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不愿意公开承认，避免进一步得罪台湾背后的美国。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中国当然是不接受的。为了缓解气氛，周总理安排富尔到大同、呼和浩特旅游三天，利用这三天的时间，周总理和外交人员讨论研究，拟定了三条折中的方案，然后把富尔接到上海继续谈——
1、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2、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3、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的撤回驻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这三条方案，既维护了中法建交的大局，又没有逼法国先和台湾断交，既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又给了法国台阶下，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富尔非常满意，直接和周总理在这三条方案上推敲修改。到了11月2日，中国外交部出了一份《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做为中法建交方案的书面定稿，周总理和富尔都签字认可。
这件事做完，中法建交的大局基本就定了，于是毛主席亲自接见富尔，说到：“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立即回应：“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我将把结果报告戴高乐总统。”半个月以后，戴高乐收到富尔送回去的方案，知道中法建交的事大致确定了，立即命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瑞士伯尔尼，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商谈建交的具体事项。
因为瑞士做为中立国，是极少数几个和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在中法建交这件事上，瑞士，事实上成了沟通中法的第三方国家。等一切具体事项商量妥当，1964年1月27日，中法同时在首都发表建交联合公报，里面只有两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联合公报发表，等于宣告世界，不过在这之后，中法其实还有一次小斗争。因为美国命令蒋介石，不要主动和法国断交，不要主动撤离驻法机构，这样一来，只要戴高乐不主动驱逐台湾代表和机构，就造成了“两个中国”的事实，让中国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美国这么做，就是断定戴高乐不愿意得罪美国。
事实上，戴高乐确实没有驱逐台湾的代表和机构，准备袖手旁观，让中国来处理国内问题。而就在众人举棋不定的时候，毛主席向法国传递了一条信息：“法台关系不解决，我们就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他是身经百战的人了，赤手空拳打下一片江山，挣到了天大的面子，也曾被人排挤，没有一点面子，所以根本不在乎美国的小伎俩，无非就是拖着呗，中法关系都拖了十几年，也不差这几天。于是，压力给到戴高乐。
戴高乐思来想去，很快就承受不住压力，担心联合公报都发表了，中国却不派大使到法国，让他在国际上灰头土脸，遭到美苏的嘲笑，便在2月10日，下令驱逐台湾代表和机构，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变压力为动力，以美国之矛攻法国之盾，他的辩证法，真是炉火纯青了。法国，就这样成了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中国通过法国，事实上打破美苏的封锁，走出融入世界的第一步，故而西方媒体称为“外交核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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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建交，对两国都有重大意义。法国有了中国的声援，更有底气和美国抗衡，国际地位更加独立，而有中国在亚洲制衡苏联，也减轻了法国的军事压力。最重要的是，通过和中国建交，法国成为唯一能和中、美、苏直接对话的西方大国，凭借这种“国际掮客”的地位，法国在世界上开拓了外交新局面，在欧洲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力量。戴高乐的法国复兴梦想，基本变为现实。中国获得的收益更大。1966年，中法签署《中法航空交通协定》，开通巴黎—上海航线，中国打通和欧洲的直接联系，并宣布在经贸往来方面，同等条件下的货物，中国优先从法国进口。
这就相当于中国给法国输送经济利益，做为回报，法国承诺向中国提供一些美国禁运的技术和设备。也就是说，用贸易换技术，这条路中国走通了。除此以外，中法建交在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示范效应，此后数年时间，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步法国后尘，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0年，意大利和中国建交，加拿大和中国建交。1972年，联邦德国和中国建交，日本和中国建交。同年，英国、荷兰和中国升级为大使级外交关系。眼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和中国建交，美国自然不能逆潮流而动，于是在1972年2月，尼克松来华访问，走出中美建交的第一步。
毛主席和尼克松交谈的时候，说喜欢国外的右派政权，尼克松马上接了一句，说他和戴高乐一样都属于右派，借此来讨好毛主席。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中法建交其实是中美建交的先声。在这样的背景下，1973年3月，毛主席、周总理同意了国家计委提交的《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准备投资43亿美元，引进欧美国家的轻工业体系。
这次大规模投资，便是确立了中国轻工业体系、可以和确立中国重工业体系的“156项工程”相媲美的“四三方案。”正是“四三方案”开启的中国第二次工业化，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到了19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逐渐融入到欧美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此后4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以说，中国经济两次腾飞的起点，都是中法建交。这些巨大的变化，当时的人们可能没有预料到，但我们站在21世纪回顾历史，可以肯定的说一句，中法建交是中国崛起的里程碑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