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是我入伍的第十五个年头。

当时，按照我的军龄、35岁和营级职务三个条件，住在农村的妻子和儿女已经具备了随军的条件。

1965年8月1日，我妻子王春风和两个孩子的留影

1971年我第一次探家时和子女留影

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个意外的事情却突然发生了。

妻子生第二个孩子后，多年来一直月经失调，有时甚至会大出血，经医生检查，说是子宫肌瘤所致。

自从我那年春节回家一次后，半年多了一直不来月经，她还以为是子宫肌瘤的问题，当时也没在意，后来当我回家为妻子办理随军手续时，顺便带她到县医院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才知道是已怀孕几个月了。

这下可坏事了，因为那时部队的计划生育工作，已走在了全国各级部门的前列，部队对此非常重视，已下达了严格控制计划外出生的命令，各级党委和支部每个月要汇报一次单位和有生育能力的孕情。

我是一个党员，也是军队的营级干部，当然不敢，也不能隐瞒实情。党支部听了我的汇报后，总军事代表和支部书记立即向上级领导作了汇报。

为了慎重处理此事，上级党委专门派医务所长和总军事代表到我老家调查了解，并要我妻子做人工流产。

大月份做人流，当时在农村可是阻力非常大的，首先是我母亲不同意，儿媳妇多年没怀孕了，好不容易有了个喜兆头，这突然叫做掉，那真是天理不容！

而妻子看着和她同岁的家庭妇女，大都已有了四、五个孩子了，而她才只有两个，总想再生一个。

这下让我确实为难了，一边是忠于家庭，忠于我的妻子，一边是培养我的党组织。

听党的话是毫无疑问，但对母亲、妻子的工作也不能强制，要有个过程。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妻子肚里的孩子在一天天地长，不知不觉中，竟拖到了八个月头上。

最后，上级党委给我下达了最后的通牒，妻子肚子里的孩子不做可以，但要开除我的党籍，并作复员回家处理。

当时，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和部队营级军官的我来说，为了妻子肚子里的一个孩子，我受这么大的处分是不值的。

那些天，我悲天怨地地埋怨起妻子腹中的胎儿：“苦命的孩子啊！你既然想来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不早点来呢？偏偏要在计划生育紧张的关头上来呢？”

妻子抚摸着自己的肚子说：“前几年两个孩子小，我一个人吃了很多苦头，若再有个小的，那还不要我的命啊？我死了倒无所谓，可没娘的孩子谁来管，你还能安心在部队当你的兵吗？我为你死都可以，可我不能让我苦命的孩子没有妈呀！”

妻子思虑再三，她咬咬牙，擦干满含在眼窝的泪水说：“为了你和一双儿女的前途，走，我们去县医院！”

我们到了县医院一检查，不敢做。一是月份大，二是妻子的身体太虚弱。一旦发生意外，这个破坏计划生育的罪名他们担当不起，但他们又不敢一推了之，急忙将我们介绍给南阳市人民医院。

市人民医院很重视，专门召集了省、市妇科专家会诊，经过会诊他们也认为确实有风险，但必须得做，因为当时是全市，也可以说是全省计划生育刚开始的第一个大月份的破腹流产，做成功了，对今后的计划生育工作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破腹专家袁教授是省人大代表，准备第二天到省里参加理论研讨会，为了确保我妻子的人身安全，她专门向省人大请了假，留下来亲自掌刀。

经过近八个小时的手术，妻子安全地从手术台上推进了病房。手术师交给我一个仍有温度，且已能辨别出性别的男死婴让我处理。

看着没了生命气息的胎儿，我的心一下子碎了，我流着眼泪，双手捧着从妻子身上掉下来的心头肉，悄悄地来到医院后边的小树林里，用手扒个坑将他埋了。

我边埋边在心里默祷：“孩子啊，不是爸妈狠心，而是你来得确实不是个时候啊。”

1984年5月1日我们夫妇和儿子、女儿留影

1998年8月，我第二次从豫西9617军工厂调到武汉，随军的妻子在家洗澡时，无意中摸到身上有一个小硬块，我和女儿陪着她到湖北省肿瘤医院捡查。

经验丰富的肿瘤专家，乳腺科何主任用手一摸，伸手将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对我说：“你爱人患的是恶性的，怎么办？”

恶性意味着什么——癌呀！我一听傻了眼，一把抓住何主任的手问：“有没有生命危险？”

何主任缓了口气说：“就看你爱人的体质和毅力了。”

我知道我妻子的体质很虚弱，但她的意志很坚强。那年大月份破腹产，连子宫都全摘除了，在手术台上躺了大半天连哼都没哼一声。

那时妻子为了防止肠子粘连，麻药刚过劲，她就双手抓住床头牚上下仰撑、左右翻身，虽然下肢疼得她满头大汗，但她还是咬牙坚持一个小时练一次。

出院后，身体还没有康复，即同我随军进了工厂。进厂后她被分配在家属工厂干木工活，在劳动中慢慢恢复了体质，没想到这致命的病魔又降临到她的头上，我彻底地崩溃了。

妻子和我结婚后，没享一天福，名义上军属光荣，实际上是在天天遭罪。

我不愿自己的妻子就这样被病魔无休止的折磨，几乎是哀求着说：“何主任，我妻子完全是为了我和一双儿女，才将自己的身体折腾垮的，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她！”

何主任二话没说，立即在住院单上签了字：“马上住院，明天准备做手术”。

专家的手利害刀子也厉害，妻子第二天上午八点半上手术台，半个小时的消毒麻醉，九点钟正式动刀。三个小时的手术很成功，彻底割掉了癌病变部位，而且还找到了三个癌细胞转移的去向。

全家人当即松了一口气，但转移的三个癌细胞仍在妻子身上，随时都有癌病变的可能，不得不使我刚刚平静下来的心，再一次悬到了喉咙口。

何主任对转移的三个癌细胞倒不十分担心，他担心的是我妻子能不能经受住杀灭癌细胞的放、化疗治疗。

妻子经过两次大的手术，对死亡好像并不那么恐惧了，就说：“何主任，您尽管大胆地用药吧，我能经受得住！”

化疗治疗程序妻子坚持下来了，放疗程序刚进行一半，她就开始恶心呕吐不止，头发也一缕缕的脱落。但想起身上那三个转移的癌细胞，她还是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将所有疗程进行完，随后还坚持口服了五年的疗化药。

后来在多次的复查中，何主任总是夸我妻子说：“意志战胜病魔，放心大胆的活着吧！”

“好人自有好报”，用这样的话评价妻子并不夸张。我父亲在世时，看到我妻子含辛茹苦地操持家务，善心善意地孝敬父母，明达世理地教育孩子，忠心家庭支持丈夫。

有了妻子作为孩子的榜样，两个孩子随军后，很快入了党、提了干，并有一份理想工作。

有了妻子对我全身心地支持，我才能安下心来在部队干工作。

1991年，我被提升为团级干部，也就在这年，我被评为解放军总后系统的先进个人，并荣立二等功。

1991年11月3日我（右一）参加授奖仪式，此照片11月16日登《解放军报》头版

1991年10月29日我在总后表彰大会上

在授奖仪式上，《解放军报》摄影记者周风仪问我有什么感想，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军功章的功劳，有妻子的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