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夫人蒋英说：“当年的回国路千难万险！美国人引诱我们在日本下船，如果我们在日本被枪杀，那看起来就跟美国人没有关系，他们就不用负任何责任，美国人就坏到这个程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迅速发动召唤旅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身在美国的钱学森也感到回国的愿望日益强烈，尽管他早已关注祖国的变革，但在长时间的海外生涯中，他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并且始终认为中国才是自己真正的根。 然而，195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了钱学森与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联系，这让美方对他产生了怀疑。由于钱学森曾与中国政府的特使有过接触，并且参与过一些与共产党相关的活动，联邦调查局开始禁止他参与机密研究。 面对研究工作受到的严重限制，钱学森更加坚定了回国的决心。于是，他向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提出了回国探亲的请求。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他预期的那么顺利。 美国海军部对钱学森的背景产生了深刻怀疑，认为他曾接触过美国的军事机密工作，因此不适合此时返回中国。 随着美方对钱学森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1950年8月30日，美国司法部决定将他拘留在特米诺岛监狱。尽管加州理工学院为他提供了帮助，使他得以暂时保释，但此时的钱学森已经陷入了困境。 无法从事原本的专业研究，他只能从事一些基础的学科教学工作。几年的时间里，钱学森的回国愿望似乎愈发渺茫。然而，1955年5月，一则中文报纸上的消息再次点燃了他的希望。 那天，钱学森在一张画报上看到毛泽东主持的五一劳动节庆典活动，报纸上列出了众多观礼者的名单。令人吃惊的是，他在其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陈叔通，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且是钱学森父亲的挚友。 随后，钱学森决定写信给这位父亲的老友，详细阐述自己当前的困境，并请求帮助。6月15日，钱学森在精心撰写了信件草稿后，准备将信寄回国内。然而，由于当时的监控严格，他无法直接邮寄信件到中国。 在深思熟虑后，钱学森决定通过另一条路线。信件首先由钱学森的妻子蒋英，以模仿儿童笔迹的方式写上其父亲在上海的地址。 为了避免暴露信件内容，蒋英将信夹在她写给妹妹蒋华的信里，并让妹妹从比利时转寄回上海。最终，这封密信成功通过这一曲折的路径送到了陈叔通手中。 陈叔通阅读信后，深感事态严重，迅速将信交给了周恩来。周总理决定将其作为谈判的关键证据，指示外交部将信件送交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会谈的王炳南。 在随后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王炳南出示了这封信，作为美国否认钱学森归国意愿的有力反驳。美方在面对这封信后沉默了片刻，最终同意让钱学森回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与家人终于登上了返回中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了归国的旅程。然而，在途中，他们又遭遇了美方的阴谋。 当船只停靠在日本时，负责“护送”的美方人员要求他们下船，并提出各种借口企图阻止他们继续前行。幸运的是，外交部早已通过电报提前警告，钱学森一家坚决不下船，避免了这一陷阱。 10月，钱学森从漫长的归途中抵达北京。随后，钱学森与周恩来总理会面。在这次交流中，周恩来委托钱学森撰写一份关于中国航空和导弹研究机构建设的意见书。此任务成为钱学森投身中国国防事业的重要起点。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完成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提出了建立现代化航空工业的具体建议。他强调，除了建造制造工厂，还需要配备研究与实验单位，甚至建议派遣年轻毕业生赴苏联学习导弹与火箭的制造技术，并邀请苏联专家来华设计工厂。 同年5月，导弹研究院正式成立，30多名专家与100多名大学毕业生汇聚一堂，组成了新中国的导弹研究队伍。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负责整个研究工作的指挥与组织。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研究团队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翻译、消化苏联的技术资料，学习先进的导弹制造技术。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被召回，这一举动让中国的导弹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就在这时，聂荣臻将钱学森召至自己家中，急切地询问前景。 钱学森坚定地回答：“我们可以继续！”聂荣臻听后大为振奋，表示党中央将完全依赖中国自己的专家团队。钱学森和他的团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依然顽强拼搏，继续推进项目进展。1960年11月5日，随着“东风一号”导弹的成功发射，中国迎来了导弹发展的历史性时刻。 参考资料：汪长明. 《科学之帜钱学森》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