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胡适在海外读到《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对其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很有意见，说它“没有一句通的”。他一直为词中的押韵问题纠结，还特意找语言学家赵元任确认。   赵元任说，这首词押韵确实有问题，不管按哪种方言都不押韵。胡适于是更坚定了，觉得毛泽东不懂押韵。   其实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就词牌规定而言，颇有些大胆。上阕的“柳”“九”“有”“酒”押的是“iu”的韵，下阕的“袖”则转而押“u”韵的“舞”“虎”“雨”。依《蝶恋花》的常规，这样的转换实则“破格”。   不过，毛主席早在 1958 年《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一个批注里说明白了：“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意思很明了，他是为让全词的情感和意境更顺畅，才不去纠结这些细节规矩。   可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押韵，而是胡适本人的阶级偏见。他出身于精英知识分子圈，和北大期间的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有着明显的身份差距。   对毛泽东本能地看不起。带着这样先入为主的成见，胡适对毛泽东诗作的评论自然满是偏见。   其实毛泽东和胡适老早就认识了，在北大那会儿，毛泽东是图书管理员，每月工资 8 块银元，胡适每月收入高达 300 块，两人经济差距明摆着，阶层鸿沟清楚得很。   毛泽东常以旁听生身份在胡适的课堂上，可北大规定旁听者不能发问，胡适就以此为由不回答毛泽东提的问题。不过，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很容易看出来。   胡适作为精英知识分子，多少对毛泽东有着天然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他更想避开与毛泽东的交集，甚至想用态度上的冷淡来划清彼此的距离。   可客观讲，胡适在诗词这块只能算个新手。他曾为宣传白话诗，写了一首《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这水平真有限，随便哪个普通诗人都能比他写得强。   不光这样，胡适对毛泽东这首词的苛刻评价，其实跟他的性格脱不开关系。他和柳亚子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意见不合，闹了好多矛盾。   胡适老是觉得传统的都得推倒，柳亚子却主张保留精华。这种死脑筋的性情，让他看待毛泽东作品时，也不咋客观。所以呢，他对《蝶恋花》的挑剔，更多是带着个人偏见和情绪的。   相反毛主席对胡适早期的赞誉那是相当真诚。当年在北大图书馆，毛主席对这位教授满怀敬意，还评价他的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   然而，随着二人政治理念渐渐出现分歧，他们的关系也就越来越疏远。像 1945 年重庆谈判时，胡适急急忙忙建议毛主席与国民党合作。   搞多党制，可毛主席的回应一直没来，这肯定让胡适失望透顶。毛主席当时忙得昏天黑地，根本顾不上这位老朋友的劝告，胡适自然对此记恨在心。   五十年代后，胡适去了美国，对毛主席及其政策一通批评。而这时新中国在摸索发展道路时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距离越来越大，两个政治体系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也让这对曾经的师生关系紧张得不行。   胡适看到了新中国的众多变化，却老是带着一种旧有的严苛，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毛主席的作品肯定更瞧不上眼。这一段文学交锋从更深层次反映了历史和政治的起伏不定。   胡适对毛泽东的评价，实则像不同社群间文化冲突的投射。胡适这位留洋归来的知识精英，骨子里认同西方标准。   天生就对来自乡土中国、没喝过“洋墨水”的毛泽东存有轻视，这种阶级观念致使他难以真正公正地看待毛泽东的作品。   他注重格式和章法，却忽略了诗中深层的情感和思想力量。   而毛泽东的优势恰在直击人心，其文字里满是时代的厚度与群众的共鸣，这和胡适所处的小圈层世界全然不同。   胡适的偏见不但让他误读了毛泽东，还让他错失了真正触动人心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