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李世民突然和390个死囚做了个约定：先放你们回去，来年过来再死。没想到第二年秋天，死囚竟尽数归来。李世民看后大喜，随即大手一挥，又做了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 李世民登基之初，便致力于改革大唐的司法制度。在他看来，前朝过于严苛的刑罚不仅没能减少犯罪，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贞观初年，他首先着手修订律法，删繁就简。原本混乱的法律条文被整理成更加清晰的体系，使得普通百姓也能更好地理解和遵守。 死刑案件的审核一直是李世民最为关注的环节。他认为，一旦执行死刑就无法挽回，因此在审核程序上必须格外谨慎。 最初，李世民规定死刑案件必须经过＂三复奏＂，也就是要向皇帝汇报三次，反复核实案情。每一次复奏，都要重新审视案件的细节，确保判决无误。 但很快，他发现三次复核仍然不够。于是在贞观五年，他将死刑案件的审核程序改为＂五复奏＂。这项制度要求，从基层衙门到大理寺，再到皇帝，都要进行五次严格的复核。 这种慎重的态度在当时可以说是开创先河。在此之前，很少有朝代会为一个死刑犯的生死投入如此多的司法资源。 然而，李世民的司法改革并不仅仅停留在程序上。他逐渐意识到，即使是犯了死罪的人，也应该得到基本的人文关怀。 这种思维的转变，在他平日里处理政务时就能看出端倪。每当大理寺呈上死刑案件，他都会仔细阅览，不放过任何可能影响判决的细节。 有时候，他甚至会亲自询问死刑犯，了解案情的来龙去脉。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君主中是极为罕见的。 正是这种由严格到仁慈的思维转变，最终导致了那个著名的＂死囚探亲＂事件。 贞观七年腊月的一天，李世民来到长安城的大理寺进行例行视察。在狱中，他遇到了390名等待处决的死刑犯。 这些死刑犯都已经过了五复奏的审核，罪证确凿。按照常理，他们只需等待行刑的日子到来。 在与死刑犯们交谈时，李世民听到了一个共同的心愿。这些即将赴死的囚犯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无法再见家人一面。 这个看似普通的对话，却让李世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当场宣布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 他准备让这些死刑犯回家探亲，期限直到来年九月初四。这个决定一出，不仅囚犯们震惊，就连在场的狱吏都惊呆了。 这些可都是犯了死罪的重犯，每个人手上都沾着人命。就这样放他们离开，无异于放虎归山。 但李世民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在约定的日期必须准时返回受死。 大理寺卿戴胄立即站出来进谏。他提醒皇帝，这些都是作恶多端的罪犯，让他们回家无异于放他们逃跑。 戴胄的担忧不无道理。这些死刑犯一旦离开监狱，谁能保证他们会遵守承诺？毕竟，不返回就意味着可以活命。 面对大臣的劝阻，李世民却显得胸有成竹。他对戴胄说的那句＂朕不负卿，卿亦不负朕＂，成为了后世传诵的佳话。 于是，在贞观七年的腊月，390名死刑犯陆续离开了大理寺监狱。他们将有大约九个月的时间与家人团聚。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长安城。不少人都在议论这个前所未有的决定。 有人认为这是仁政的表现，也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赌博。但无论如何，这个决定都注定要载入史册。 李世民的这个决定，可以说是把自己的权威和声望都押上了。如果死刑犯们不归来，那将是对皇权的极大挑战。 贞观八年九月初四，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挤满了等待看结果的百姓。人们都在猜测，那些被放回家的死刑犯是否会信守承诺返回。 太阳渐渐升高，死刑犯们开始陆续返回大理寺。一个接一个，他们步履沉稳地走进大门。 到了约定的时辰，狱吏清点人数，发现已经回来了389人。只差一个叫徐福林的死囚还没有出现。 其他死囚们对这个结果感到愤怒，他们认为徐福林破坏了他们共同的信誉。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来自扶风的死囚选择了逃跑。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远处传来了车轮的声音。一辆牛车缓缓驶来，车上躺着一个面带病容的人。 那就是最后一名死刑犯徐福林。原来他在返回途中染病，但仍坚持雇了牛车赶路。虽然比约定时间晚了一个时辰，但他最终还是履行了承诺。 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震撼。390名死刑犯，竟然无一人逃跑，全都回来接受死刑。 李世民看到这一幕，立即做出了一个更令人意外的决定。他宣布赦免所有死刑犯的死罪。 这个决定的背后，体现了李世民对于司法改革的深层思考。他用这种方式证明，信任和教化有时比严刑峻法更有效。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整个大唐帝国。它不仅改变了390个人的命运，更对整个唐朝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此以后，唐朝的司法体系中增加了更多人性化的考量。死刑的适用变得更加谨慎，教化和改过自新的理念得到了更多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