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6岁的溥仪为操办大婚典礼，将十六枚金编钟以40万元扺押给了北京盐业银行。此后，这套金编钟历尽沧桑，险些被熔化成普通的黄金。

这套金编钟是用1万多两黄金铸造的，是“古稀天子”乾隆皇帝为庆贺八十大寿时，下令铸造的祝寿之礼。这16只黄金编钟外形上看基本一致，而它的音律则是靠编钟壁的厚薄不同来定音的。它的音调清脆而精准，制造工艺极为复杂，实属稀世之珍品。

盐业银行当时出于安全考虑，决定秘密将金编钟藏在东交民巷的一家外商银行仓库里。1924年5月，《京报》披露了金编钟出宫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所关注。1931年，考虑到当时的局势，盐业银行又秘密将金编钟转移到天津法租界内的盐业银行。转移工作由盐业银行副总经理、天津分行总经理陈亦侯负责。

1937年7月30日，日寇占领了天津，日本领事馆派人四处打探金编钟的下落，曾多次派人拜访陈亦候，用送礼、美人计的方式向陈亦候打探金编钟，陈亦候不为所动，不曾透露一丝口风。

陈亦侯非常清楚，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此时的情况己非常危险，陈亦候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银行一名职员赴西安，给重庆的盐业总行总经理吴鼎昌拍一封电报，请求如何处置金编钟。

一个月后，终于等来回电。打开电报一看，上面只有一个字“毁”。陈亦候失望之极，破口大骂：“这是世界上最混帐的一封电报”。如果要执行命令，就要把金编钟回炉化成金条，而国宝将不复存在，陈亦候决定拚了性命也要保护国宝。

于是，他找到了老朋友胡仲文。胡仲文是四行储蓄会经理，他们俩人商量，把金编钟秘密转移到四行储蓄会的一个地下室里。

后来，日本人派出大批军警搜查盐业银行，可是一无所获。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来到天津，找到陈亦候逼问金编钟的下落。陈亦候对戴笠说：“没见过什么金编钟”。戴签派人去搜，也是无功而返。

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胡仲文和陈亦候将全心卫护的国宝交到了天津军管会，不久，金编钟被军管会重新送回到故宫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