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陈芝秀抛下年幼子女和丈夫常书鸿，跟下属私奔。没想到19年后，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与女儿相遇，此时她已下嫁工人。她对女儿说了一句话，让女儿深感理解，还每月寄钱给她。

1945年，陈芝秀，这位曾在巴黎光芒四射的艺术家，抛夫弃子，跟随一个年轻军官私奔。

19年后，她却在杭州衣衫褴褛，向女儿哀求一丝怜悯。这一切，是偶然吗？

1924年的杭州，陈芝秀遇见了常书鸿。

那年，她16岁，年轻娇俏，才气过人；而他，比她大四岁，风华正茂，对艺术有着执着追求。他们都出身书香世家，一个擅长雕塑，一个沉迷绘画，思想相通，兴趣相投。

短短几次见面，她已爱上了他的笑容，而他也沉醉于她的温婉与才华。他们结婚了，一切都像极了民国小说中的完美开端。

婚后不久，常书鸿为了追寻艺术梦想，申请留学法国。陈芝秀没有犹豫，考入法国高等美术学院的雕塑系，与丈夫同行。他们在巴黎开启了一段浪漫而光彩夺目的留学生涯。

在那个属于他们的小家里，陈芝秀常常打理生活，将女儿常沙娜打扮得像个小公主，而常书鸿则全身心地投入绘画创作。夫妻二人在巴黎画坛大放异彩，一度被誉为“模范夫妻”。

这一切在1936年被改变了。

一天，常书鸿漫步塞纳河畔的旧书摊时，意外翻到一本《敦煌图录》。画册中的壁画照片，让他震撼不已。

他才意识到，自己痴迷的西方艺术，并不及敦煌艺术的万分之一。他一边自责，一边下定决心：回国，保护敦煌。

但这个决定让陈芝秀难以接受。她对丈夫说：“巴黎的生活已经这么美好，为什么要回到那战乱不安的地方？”更何况，他们的女儿刚出生不久，需要稳定的生活环境。

可是，常书鸿的执念早已超越了家庭。他说：“功名利禄不过过眼云烟，只有艺术永恒不朽。”

1937年，常书鸿独自回到国内，几经辗转，他被任命为国立敦煌研究所的所长。从那一刻起，陈芝秀的生活轨迹也彻底改变了。

一年后，陈芝秀带着女儿回国与丈夫团聚。然而，她迎接的不是想象中的安稳生活，而是战争中的逃难。北平、贵阳、重庆，战乱逼着他们一次次迁徙。

终于在1941年，家庭暂时安顿在重庆，这一年，陈芝秀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常嘉陵。

然而，仅仅两年后，常书鸿为了保护敦煌壁画，执意带全家迁往敦煌。这一次，陈芝秀彻底崩溃了。 敦煌的生活，比她想象的还要艰苦。

黄沙漫天，食物匮乏，生活环境恶劣。曾经在巴黎喝咖啡、吃牛角面包的她，如今只能吃干巴巴的馒头。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两个孩子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

她质问丈夫：“你是为了敦煌的壁画，还是为了我们的家？！”可是常书鸿的回答只有一句：“没有敦煌，就没有我。”

这时，一个叫赵忠清的年轻人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

赵忠清是常书鸿的同乡，曾是国民党退役军官，被安排担任敦煌研究所的总务主任。

他口齿伶俐，精明能干，总是对陈芝秀嘘寒问暖。而常书鸿却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对妻子的冷落让陈芝秀感到无比孤独。

渐渐地，她开始依赖赵忠清的陪伴。或许，赵忠清的温柔，只是她生活中片刻的慰藉；但她的内心，却被积攒已久的孤独与绝望彻底吞没。

1945年，陈芝秀以身体不适为由，请求丈夫让赵忠清陪她去兰州看病。没想到，这竟是她与赵忠清策划好的私奔计划。

常书鸿直到几天后才发现真相，他骑马追到玉门关附近，却因急切摔下马昏迷三天。等他醒来时，陈芝秀已在报纸上刊登声明，与他脱离关系。

离开敦煌后，陈芝秀与赵忠清定居杭州。

起初，赵忠清凭借关系，给她找了一份美术教师的工作。然而好景不长，新中国成立后，赵忠清因历史问题被捕入狱。陈芝秀失去了经济来源，也失去了社会地位。

为了生计，她不得不改嫁给一名普通工人，靠洗衣服和干粗活维持生活。从曾经优雅的雕塑家，到为了两袋奶粉奔波的佣人，她的晚年生活与巴黎的盛景形成了天壤之别。

1962年，陈芝秀得知女儿常沙娜回到杭州，便恳求亲友帮忙见一面。

这一次见面，已是母女时隔19年的重逢。陈芝秀衣衫褴褛，目光呆滞。

她看着母亲的样子，选择了原谅。此后，她背着父亲，每月偷偷寄钱给母亲。

然而，儿子常嘉陵却始终无法原谅母亲的离开。一次在杭州的街头，他与母亲擦肩而过，却冷冷地对身边人说：“她不是我的母亲。”

1979年，陈芝秀在悔恨与孤独中去世。临终前，她哽咽地说：“上帝已经惩罚了我。”这句话里，透着她一生的遗憾与自责。

婚姻从来不是一场独角戏。常书鸿对艺术的执念与陈芝秀对家庭的期望，始终无法调和。两人性格的差异，价值观的碰撞，让这段感情从甜蜜走向破裂。

或许，换一种方式沟通，这一切会有不同的结局；但生活没有重来的机会，只有无尽的唏嘘与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