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大陆时期授予的上将全名单，其中特级上将1人、一级上将12人、二级上将30人、二级上将预备役18人、中将加上将衔（戴上将军衔、拿中将薪俸）33人，共94人。-另外，死后追晋一级上将5人、追晋二级上将41人、追晋中将加上将衔7人。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体系。在此之前，各地军阀割据，军队体系混乱，军衔和番号都没有统一标准。 为了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制度，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军衔制度。这项工作从1928年开始筹划，直到1935年才正式颁布实施《陆军军官佩带制式条例》。 军衔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国民政府军队开始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新的军衔体系分为将官、校官、尉官三个等级，其中将官又分为上将、中将、少将三级。 上将军衔又细分为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和二级上将预备役。这种细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区分将领的地位和影响力。 特级上将是最高军衔，在国民政府时期仅授予过一人。一级上将则授予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高级将领，是仅次于特级上将的崇高军衔。 二级上将和二级上将预备役的设立，则体现了国民政府对军队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中将加上将衔这一特殊设置，则是为了解决某些将领的特殊待遇问题。 各级军衔的待遇差异十分明显。特级上将享有最高的军政待遇，一级上将则在军饷、住房、配车等方面都有特殊优待。 军衔的授予往往带有深刻的政治考量。通过军衔制度，国民政府试图将各地方实力派纳入统一的指挥体系之中。 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笼络地方势力的目的。许多地方军阀在获得正式军衔后，开始逐步接受中央政府的指挥。 军衔制度的建立也为提高军队的忠诚度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正规的晋升制度，军官们看到了清晰的职业发展前景。 然而，军衔制度的实施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由于历史原因，不同背景的将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 军衔的授予有时不得不考虑政治平衡，而不是完全按照军事才能和贡献来决定。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军衔制度的公正性。 在国民政府军衔制度中，特级上将是最高军衔，由蒋介石独享。 特级上将不仅是一个军事职务，更代表着最高统帅的权威。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统领全国军队，这个特殊军衔也成为他统御三军的象征。 一级上将群像中，首先是以陈诚、何应钦为代表的中央派系将领。这些将领大多出身黄埔军校或保定军校，是蒋介石倚重的核心军事力量。 他们在抗战和剿匪行动中屡建战功，是国民政府军队的中坚力量。这些将领不仅具有正规军事教育背景，还在实战中积累了丰富的指挥经验。 地方实力派中的一级上将，如阎锡山、冯玉祥等人，都曾是叱咤一方的军阀。他们在北伐战争中为统一全国立下功勋，因此获得这一崇高军衔。 这些军阀出身的将领，虽然在军事上各有所长，但他们获得一级上将军衔，更多是出于政治统一的需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将领也都投入到抗日救国的事业中。 另外一批一级上将，是在抗战中凭借卓越战功晋升的。他们指挥部队与日军作战，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中表现突出。 在二级上将群体中，三十位将领大多是在抗战和戡乱时期崭露头角的军事指挥官。他们是国民政府军队的重要中坚力量。 这些二级上将多数都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在战场上指挥作战，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军事才能和战功是获得军衔的重要依据。 十八位二级上将预备役的设立，显示了国民政府对军事人才的储备意识。这些将领虽然暂时未被派往前线指挥，但仍然是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预备役将领的存在，为军队的人才梯队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他们随时准备在需要时担负重要的军事任务。 中将加上将衔这个特殊设置，涉及三十三位将领。这是一种独特的军衔安排，让这些将领在待遇上接近上将，但实际军衔仍为中将。 国民政府对为国捐躯的将领实行死后追晋制度，共有五位将领被追晋为一级上将。这些将领大多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他们的牺牲精神得到了最高规格的褒奖。 追晋一级上将不仅是对牺牲将领个人的荣誉，更是国民政府对全军将士的激励。 被追晋二级上将的四十一位将领，构成了国民政府军队中最为特殊的群体。这些将领大都在战场上英勇战斗，最终为国捐躯。 他们中有的在淞沪会战中阵亡，有的在长沙会战中壮烈牺牲，还有的在守卫各地重要阵地时英勇殉国。 这些被追晋的将领的事迹，在军队中广为流传，成为激励后来将士的重要精神力量。他们的牺牲故事被编入军队教材，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七位被追晋中将加上将衔的将领，同样有着特殊的历史功勋。他们或在战场上建立卓越战功，或在军事建设中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