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梁实秋在海外读到了《鲁迅杂文集》，他下了一句评语：“实在难以卒读”，“众人盛赞的《狂人日记》，文笔太过晦涩。” 为了进一步支撑自己的看法，梁实秋专门找到文学评论家刘西渭。梁实秋得到了预期的回应，因为刘西渭明确地告诉他说：这篇小说的叙事手法存在不足，即便从浙江方言的角度去考量，也显得过于凌乱。 于是梁实秋便得意了，他断定：鲁迅连基本的叙事都搞不清，实在是差强人意。 实际上，梁实秋本人是个极具阶层意识的人，从他交往的朋友就能看出，他所交往的朋友，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上层阶层或知名学者，比如徐志摩等。 正是由于这种阶层意识，鲁迅在北大任教期间，曾就一些文学观点与梁实秋产生分歧，梁实秋便对鲁迅的观点多有排斥。当然，梁实秋排斥鲁迅的观点，也有部分因素是：当时的文学流派众多，各自秉持不同的创作理念和审美标准。梁实秋因坚守自己的文学立场，才对鲁迅的观点不予认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梁实秋并不像蔡元培那样推崇鲁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轻视他的。然而梁实秋的态度，并没有阻碍鲁迅继续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思想传播，也未影响鲁迅在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当时，梁实秋在北大的薪资是每月200大洋，而鲁迅的薪资是每月30大洋左右，两人的薪资差距近7倍。从某种程度来说，梁实秋对鲁迅的轻视，就如同当下一个月薪15万的人，看不起一个月薪2万的人一样。这似乎也情有可原，只能说鲁迅的出身和早期经历相对普通。 梁实秋自然想不到：有一天，这个在北大默默耕耘的教师，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他更想不到，鲁迅还会出版一系列杂文集，并且流传至海外被他读到。 梁实秋拿到杂文集时，依旧是带着“不屑一顾”的心态去看待其中的文章。带着这样的心态，自然觉得处处都是瑕疵。 梁实秋未曾料到：自己手中的这本鲁迅杂文集，其实是个盗版。不过，这也难怪，他身处海外，获取正版确实不易。 他在评价《狂人日记》“文笔晦涩”时，显然并不知晓，正版的《鲁迅杂文集》中，鲁迅针对小说的叙事和语言风格等问题，曾有过相关阐述。其大意是：为了深刻揭示封建社会的本质和国民的劣根性，特意采用了这种独特的叙事和语言表达方式。 也就是说：鲁迅深知其作品的风格与众不同，但为了表达深刻的思想内涵，特意选择了这种独特的创作方式。这种“独特”，恰是创新求变，而非“不懂创作”。而他这样做，更体现出鲁迅在文学形式和思想深度之间，坚定地选择了思想深度本身。 也只有这样的鲁迅，他创作出来的作品，从来不存在“空洞无物”，而是常常“一针见血”，每一篇都是犀利的批判，而不是无病呻吟，每一篇都发人深省，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只能说：梁实秋如此挑剔《狂人日记》，当真是看错了书，同时，也太过于吹毛求疵了。另一方面，这件事也从侧面反映出：梁实秋此人，并不真正理解文学创作的真谛。 那么梁实秋为何不懂真正的文学创作呢？一方面是因为，梁实秋虽然是个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但他在小说创作上的水平，确实有限。这不难理解，很多人文学理论说得头头是道，但就是写不出好的小说作品。梁实秋便是这类人：理论素养尚可，但是实际创作才华欠缺。也正因深知自己的不足，梁实秋才在发现《狂人日记》的问题后，特意找文学评论家刘西渭去求证。 梁实秋的文学创作水平，从他的一篇散文《雅舍》便可略知一二：“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的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篦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的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 梁实秋较为知名的一篇散文是《背影》，这篇散文情感真挚，但从文学创作的整体高度来看，其作品水平也较为平常，自是无法与鲁迅的作品相媲美。 明明自己水平不及他人，为何还敢如此批评呢？归根结底，还是阶层意识作祟啊，在阶层意识浓厚的梁实秋眼中：没有留学海外经历，出身普通的鲁迅，必定是比不上自己的。这种偏见导致了梁实秋对鲁迅的“无端贬低”：我一定要竭力证明你“不如我”。 除了梁实秋外，海外文坛并无他人评价鲁迅的作品“如何不佳”，显然，问题不在鲁迅的作品上，而是出在梁实秋的认知里，他的认知存在局限，一直未能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