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中旬，副总理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一个胡同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又分前后两个院，前院住了一个警卫班，里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贴身内卫张艮昌、炊事员石头和司机汤占兴，这几位都是陈永贵从昔阳带来的人。 1952年的山西昔阳，37岁的陈永贵接过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重担。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大寨村地处深山，七沟八梁，九梁骑峰，耕地面积仅有千余亩。 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陈永贵制定了治山治水十年规划，带领村民们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硬是把悬崖峭壁变成了层层梯田。 陈永贵深知农业生产的关键在于水利建设。他带领村民们首战白驼沟，三战狼窝掌，修建水利设施，改造山地地貌。 大寨人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原本贫瘠的土地逐渐变得富饶起来。1963年，大寨遭遇了特大洪水、两次风灾、一次雹灾和一次霜冻等自然灾害，但大寨人依然实现了粮食亩产704斤的好成绩。 这一年，大寨不但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救济，反而上缴了24万斤商品粮。同年年底，大寨村的村民们全部搬进了石窑新房，永远告别了住土窑的历史。 1964年，陈永贵的事迹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听取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工作汇报时，对陈永贵的事迹表现出浓厚兴趣，特意要求查看了陈永贵的相关材料。 这些年里，陈永贵的工作能力得到不断肯定，他先后担任了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和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他始终保持着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1975年1月，在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陈永贵接到了来自周恩来总理的任命。周恩来亲自向他传达了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任命决定，希望他能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 初到中央工作的陈永贵提出了独特的＂三三制＂工作方法：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基层调研，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考察，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处理政务。这一工作方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可。 身为副总理的陈永贵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农民出身。他坚持不转城市户口，不领取国家工资，每年的口粮仍然从大寨按工分分配。 1975年5月初，一封来自陈永贵的信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在这封信中，陈永贵恳请主席批准他搬离钓鱼台，同时也提出了关于工作时间分配的建议。 毛泽东在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召集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在会议室里，毛泽东特意把陈永贵叫到身边，将那封信还给了他，信上有毛泽东亲笔批示：＂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这份批示不仅同意了陈永贵搬离钓鱼台的请求，更体现了对他务实工作作风的支持。对于陈永贵提出的三分工作法，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你那个三三制很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北京交道口的一个普通胡同里。这个院子分为前后两个院落，前院住着警卫班，后院则是陈永贵和他从昔阳带来的工作团队。 陈永贵的工作团队包括秘书焦焕成、贴身内卫张艮昌、炊事员石头和司机汤占兴，这些都是他从昔阳带来的老乡。这个配置远比其他副总理的规格简单得多。 按照规定，搬出钓鱼台后应该给陈永贵配备专门的服务员。但是陈永贵坚决拒绝了这项待遇，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服务员，他都婉言谢绝。 在这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陈永贵延续着他在大寨时的生活作风。他每天的饭菜都很简单，有时甚至会因为口粮不够而吃杂面充饥。 工作时，这个院子常常会迎来各地的劳模、昔阳的干部和国务院的同事。按照规定，这些接待费用是可以向国务院报销的，但陈永贵却拒绝了报销申请。 每当外地干部来京汇报工作，陈永贵都会在这里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研究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陈永贵担任副总理期间，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他不仅自己坚持不转城市户口，也不允许家人享受特殊待遇。 他的妻子宋玉林一直在大寨村的托儿所工作。当地领导曾试图给他的家属转城市户口，但陈永贵得知后严词拒绝，坚持让家人留在农村。 在工作中，陈永贵有着独特的深入基层调研方式。每到一地视察，他总是直奔田间地头，与农民交谈，了解实际情况。 一次去西藏视察，当地安排参观布达拉宫，陈永贵却选择去了农田。他认为庄稼地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农民在田间地头干活的场景才是最美的风景。 在参与国际交往时，陈永贵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干。虽然他是42岁才开始扫盲，但他的讲话常常能引起听众的共鸣。他不照本宣科，而是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中国农民的故事。 外事活动中，有外宾送给他计算器等礼物，这些礼品他都如数上交。从云南、贵州视察回来，发现随行人员带了当地的土特产，他还坚持让大家把钱补上。 陈永贵的工作作风也影响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他带出了一支能吃苦、重实干的团队，这些来自昔阳的老乡们和他一样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陈永贵主动请辞国务院副总理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