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讷回忆：一九八四年，母亲讲了一些关于邓伯伯及其他领导人的好话。自她被捕八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她说：邓伯伯、胡耀邦是讲道理的人，我每次给他们写信，他们都有答复。母亲通过我对这些“讲道理的人”又提出新要求，而这个要求就不易答复了，她说：“我老了，什么都不能做了。我想，最好能让我出去服刑。毛主席也不会把任何人关很长时间的。”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请求。同时，她还说：“要是能出狱，我想住在中南海的那一座老房子里。那里空气新鲜。”显然，这一请示不会被同意。但是，由于母亲后来被诊断出咽喉癌，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吧，母亲在监狱外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总是定期到复兴医院、公安医院和三零一医院治疗喉癌和其他疾病。在母亲的一生中，八十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她读书最多的时期，绝大多数的书都取自她自己拥有一万册书的图书馆，由我带给她，去世后，一部分被我捐给了国家，还有一些书都堆在我的的家中。 李讷，作为毛泽东的小女儿，她的生平故事无疑是其中一段引人注目的篇章。她自幼在父亲身边成长，享受着深沉的父爱和母亲的娇宠，是毛泽东众多孩子中，在父亲身边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然而，她的生活并非一直风平浪静，尤其是在1976年以后，她经历了从高位跌落至平民的巨大转变，这段经历充满了艰辛与坚韧。 1976年10月，一个秋风萧瑟的季节，李讷带着年幼的儿子，搬到了北京西郊的一座简陋小四合院。这座小院虽不宽敞，却成了他们母子俩的新家，也开启了他们平民化的生活。四合院的墙壁斑驳，家具简陋，但这里却充满了温馨与安宁，如今的她已经完全融入了普通百姓的生活。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小院时，李讷便拉着板车，踏上了买煤球的路。她穿着朴素，面容平和，与邻里们一起排队买大白菜，没有丝毫的架子。儿子也很懂事，课余时间总是帮助妈妈洗衣烧饭，小小的年纪就承担起了家庭的一份责任。他们省吃俭用，生活显得颇为拮据。被子一人只有一条，晚上只能半铺半盖。全家每天只买一毛钱的肉，用以改善生活，有时甚至还需要卖旧书来补贴家用。 这样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李讷却从未有过怨言。她深知，生活的不易正是锻炼人的意志和品格的最好机会。她常常回想起父亲毛泽东对她的教诲：“为人要有志气，要有毅力，要能够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 李讷的成长历程，始终伴随着父亲的严格要求和深切期望。毛泽东对子女的要求一向严格，他深知身为领袖子女的特殊身份可能会给孩子们带来不必要的优越感和骄纵之气。因此，他从小就对李讷等子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不要特殊，不要有“娇骄”二气，不要自以为是，更不要翘尾巴。这些教诲，李讷铭记于心，她深知父亲的严格要求虽然有时让她感到压力重重，但正是这些要求塑造了她坚韧不拔的性格和积极向上的态度。 在李讷最艰难的日子里，李银桥夫妇给予了她无尽的关怀和支持。他们试探地提起家庭的话题，李讷却苦笑了一下，说道：“我妈妈是‘四人帮’，谁肯找我呀？” 李银桥闻言，深情地望着李讷，坚定地说：“你爸爸还是伟大领袖呢，你是毛泽东的女儿，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李讷的鼓励和支持。这份来自长辈的关爱，让李讷在困境中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到了1984年。她被安排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重新找到了事业的归属感。这份工作不仅让她有了经济上的保障，更让她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慰藉。 进入1990年代，随着年岁的增长，李讷选择了退休，享受起了宁静的晚年生活。她居住在北京万寿路的一套四室一厅单元房里，环境舒适宜人。在书法上，她深得父亲毛泽东与母亲的真传，笔下自有风骨。她的书法作品不仅传承了毛泽东的书法风格，更融入了自己的独特韵味。除了参加家族祭奠活动外，李讷深居简出，鲜少露面。她更喜欢在书房里静静地读书、写字，享受那份宁静与淡泊。 提及婚姻，李讷有过两段经历。1970年，她嫁给了中央办公厅北戴河管理处所属内部招待所的一位徐姓工作人员。婚礼简朴而庄重，毛泽东以一套马列选集作为贺礼，寓意深远。两人育有一子徐小宁，但婚姻最终以离异告终。 1984年，李讷与王景清结缘。王景清是陕西神木县人，曾任昆明军区怒江军分区参谋长。两人相识相知，最终携手共度余生。 在李讷的书斋旁，客厅的正中央，曾悬挂着一幅毛泽东亲笔题写给她的题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 1984年8月12日，李讷与王景清结婚不久，便携手回到了魂牵梦绕的韶山。那一年，李讷已经44岁，在接待处的登记簿上，李讷只写下了丈夫王景清的名字，低调而内敛。她深知，自己的身份虽然特殊，但在这片土地上，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儿、妻子和母亲。 当她来到爷爷奶奶的坟墓前时，终于无法抑制内心的情感，跪倒在地，失声痛哭。韶山的同志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毛主席的小女儿已经悄然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