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脸回中国，回去也见不得人。这是中国大使馆在国外找到万永福，劝他回国时，他说的拒绝的话，当时的他，在巴西街头乞讨为生……   2002年，17岁的万永福带着全家人的希望，从四川乐山的一个小村庄踏上了出国务工的道路。他的父母是典型的农村农民，靠微薄的收入供养家庭。   对于家中唯一的孩子，父母倾尽所有，为他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万永福在学业上的表现平平，中考失利后，他不得不选择技校就读。在技校期间，他未能学到实用技能，反而染上了上网和逃学的坏习惯。   随着毕业临近，面对就业压力，他选择了出国务工的“捷径”。尽管父母极力反对，但他执意要出国追逐“致富梦”。父母最终咬牙凑齐了4000元的路费，让他踏上前往乌拉圭的务工之旅。初到国外，他定期和家人联系，让父母稍稍安心。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失联，消失在了异国他乡。   万永福的失踪让父母心急如焚，他们只能通过公司寻找他的下落，但得到的消息却是公司倒闭，多数员工已被遣返，唯独万永福杳无音讯。   家人无奈，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主动联系。后来，他们得知，万永福在一次随渔船外出捕鱼时，与队伍失散，成为了当地的“黑户”，没有身份、没有工作，也没有语言能力，仅靠好心人的帮助勉强维生。   刚到乌拉圭时，万永福对异国的生活充满了期待。他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街道上的建筑洋溢着拉丁美洲的风情，当地人说着他听不懂的西班牙语，整个城市显得既陌生又充满吸引力。他跟随渔船公司的安排，与几位同乡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中，白天随船出海捕鱼，晚上则简单休息。   他起初勤恳工作，想着早日攒下足够的钱回国，给父母一个交代。好景不长，公司因为管理不善和市场变化，很快倒闭了。突如其来的裁员，让他和同事们一夜之间失去了经济来源。   对于其他工人而言，公司倒闭后的第一反应是寻找法律援助，申请遣返回国。但万永福认为，自己辛苦跑到国外，如果就这样回去，岂不是白费了之前的努力？   他选择留了下来，但此时，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他的身份已经过期，成为非法移民。为了谋生，他四处打零工，但由于语言不通和缺乏合法身份，很多地方都拒绝雇佣他。生活的压力逐渐增大，万永福很快耗尽了之前攒下的积蓄。   后来，他找到了一份在当地小餐馆打杂的工作。这家餐馆环境简陋，厨房昏暗逼仄，油烟弥漫，锅碗瓢盆堆得像小山一样。每天，万永福需要从早忙到晚，清理餐桌、洗碗、搬货，繁重的工作让他精疲力尽。   一次，他在搬运一桶油时不小心打翻了，油泼了一地，老板立刻对他破口大骂，用他听不懂的西班牙语喊着，指着门口让他滚出去。他试图用蹩脚的语言解释，但无济于事。从那天起，他失去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没了收入来源，万永福不得不流浪街头。他蜷缩在一处偏僻的巷子里，身上只剩一件单薄的外套和一个装着几件破旧衣服的背包。夜晚的冷风刺骨，他躺在硬邦邦的地面上，用双手抱住身体取暖。周围不时传来街头车辆的喇叭声和酒吧里人们的喧闹声，他显得格外孤立无援。   在流浪的日子里，他逐渐熟悉了街头的生活。每天早晨，他会站在街边向过路的行人乞讨。他的动作僵硬，脸上带着明显的羞怯，手中的破碗微微颤抖。行人来来往往，大多数人匆匆走过，只有极少数人会施舍一点零钱。他饿得前胸贴后背时，会用乞讨来的钱买最便宜的面包，甚至从垃圾桶中翻找别人丢弃的食物。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他逐渐熟悉了乞讨的“技巧”，知道在哪些地方能够遇到更多愿意施舍的人，也知道如何将一天的收入勉强分配到吃饭和维持基本生活。   他甚至开始在心里盘算，如何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多的食物。他身边的流浪者有时会聚集在一起，用从垃圾堆里找到的东西生火取暖。他们的话语他听不懂，但这种短暂的陪伴让他感到一丝慰藉。   尽管万永福的处境日益恶化，但他对回国的抗拒却始终如一。当大使馆和同乡会的人员最终找到他时，他的形象早已与视频中的模样别无二致：胡子拉碴，脸上满是污垢，衣服破旧不堪，整个人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恶臭。   面对工作人员的劝说，他只是低着头，反复说着那句让人心酸的话：“我不配回中国，我回去没脸见人。”他的语气没有愤怒，也没有懊悔，只有疲惫和抗拒。   万永福不愿面对故乡，也不愿面对曾经期待着他归来的父母。他拒绝了所有帮助，继续在巴西的街头漂泊，用乞讨维生。他习惯了这样的日子，懒惰与自暴自弃成为他最大的枷锁。他的“致富梦”早已破碎，剩下的只有漂泊的现实。   尽管中国大使馆与同乡会多次努力，试图安排万永福回国，他依然抗拒。他的理由简单而绝望：“我不配回中国。”他觉得自己辜负了父母的期望，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   如今的万永福，彻底沉沦在巴西的街头生活中。他不再追求梦想，也不再思考未来。他的父母则陷入了漫长的等待与期盼中，盼望有朝一日，儿子能鼓起勇气回家。日复一日，这一愿望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