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2年，康熙驾崩，雍正无心守灵，回到雍王府。他打算今天就解决邬先生，问道：“先生助我登基，居功至伟，请问先生需要什么奖赏？”邬思道连忙推辞，说自己不配。 1722年，康熙帝驾崩，雍正继位。按理说，邬思道应该因为辅佐雍正而得到重赏。然而，当他得知雍正还未守完父皇灵堂便急匆匆召见自己时，内心的不安与警觉油然而生。 走进雍正的书房，邬思道刚一落座，雍正便让左右退去。面对邬思道，雍正开门见山地问道：“先生为我登基立下赫赫战功，想必应有所要求。”听到此话，邬思道心中一紧，连忙谦逊推辞，称自己不配。 康熙帝临终时，召见了他的第十四子胤禛，并将重要的嘱托交给了他。康熙明确要求胤禛致力于改善吏治，并且要善待兄弟。这一交代不仅是对胤禛未来施政的期望，也承载着康熙对于朝廷秩序的深切关注。然而，康熙去世后，政局并未平静，权力的交接显得尤为复杂。 张廷玉作为康熙的亲信，在第一时间向隆科多下令，带来了康熙生前所下的诏书。与此同时，胤禛的亲信张五哥被派遣去传递金牌令箭，通知邬思道，告知他新帝已经即位，并且要求他依照先前的安排行动。 邬思道紧接着指示张五哥前往宗人府，执行了一项重要决定——赦免了十三爷，十三爷立即行动，前往丰台大营接管了兵权。随之，隆科多宣读了康熙的诏书，十三爷掌管了兵部，胤禛也顺利继位。 继位后的雍正，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稳固自己的权力。作为新帝，他深知宫中有诸多未曾处理的复杂局面。雍正特意安排时间拜访了邬思道，欲安抚这位曾协助他上位的重要人物，并希望能够为邬思道找到合适的职务。 然而，邬思道拒绝了雍正的提议，理由十分明确。他提出自己“身有残疾，先帝时代曾为钦犯”，这些因素使得他不适合重新进入朝廷。 此外，他认为自己曾深涉阴谋，而雍正所推崇的光明正道和自己的行事风格完全不符。邬思道的这一番言辞，不仅使雍正感到无法反驳，而且也成功避免了自己重新卷入宫廷斗争的危险。 邬思道用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巧妙地为自己铺设了最安全的退路。通过自贬并且表明自己无意继续干政，邬思道为自己赢得了雍正的信任，同时也避免了任何可能的权力冲突。 他将自己置于一个半隐的状态，既不完全退出政界，又能确保自己始终在雍正的眼皮底下，保持着一定的可控性。如此，邬思道既能保全性命，又能在权力斗争中保持一席之地。 当邬思道离开时，十三爷特意送别，且派出一名名为“如月”的女子照顾他的一切。这一举动看似关怀备至，但邬思道在离开时却留下了令人深思的话：“我这后半辈子又得让人管着了。” 雍正帝虽然表面上没有直接干预邬思道的生活，但他始终在背后掌控着邬思道的命运。通过李卫的牵线搭桥，邬思道转投田文镜门下，成为了一个名义上的幕僚，年薪8000两。这个表面上的自由选择，其实是他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邬思道虽然身处田文镜麾下，但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雍正的关注。可以说，邬思道的半隐退生涯，只是他在表面上暂时摆脱了权力的直接干预，实际上却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来自雍正帝的无形压制。 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邬思道通过巧妙的手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脱身的机会。当时，雍正帝准备视察河南，而邬思道作为田文镜的幕僚，自然知道这一行程。 他通过索要未支付的幕酬，特别是在得知田文镜刚刚获得一笔5000两的火耗银后，立即向田文镜施压，要求补偿去年及上半年的欠款。田文镜虽为一清官，但此时正面临财政困境。邬思道的催讨让田文镜感到愤怒，并最终将他赶走。 然而，邬思道的这一举动，并非单纯的金钱纠纷。他早已洞察了田文镜的性格和脾气。田文镜为官正直，做事不拘妥协，且极有原则。当面对邬思道的逼迫时，他立即作出了决断。 邬思道知道田文镜无法接受被“羞辱”，尤其是邬思道明知田文镜的财政困境，却依然加大了压力。这一切，都让田文镜在愤怒中做出了赶走邬思道的决定，这也正是邬思道所期待的结果。 实际上，邬思道的目标并非单纯的财务问题，而是通过激怒田文镜，创造一个机会让自己脱离尴尬的处境。他深知田文镜的固执，也意识到他与雍正的关系，若被田文镜知晓，自己必将陷入更加复杂的局面。 因此，邬思道故意将事情推向了极限，让田文镜做出了赶他离开的决定。这样，他便能够在雍正帝到达河南之前，迅速“消失”，以避免与雍正再次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参考资料：刘和平，罗强烈著. 《雍正王朝》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