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月19日，林语堂参加一个饭局，将长女独自留在房间，也正是这一次疏忽，长女林如斯将自己吊在了屏风梁上。 有人评价，民国时期并不缺乏大师，而林语堂则是其中活得最快乐、最通透的一位。他以“快乐哲学”闻名，被誉为“最懂生活”的男人。他曾与鲁迅互相讽刺为“神经病”，却也被鲁迅赞为“最优秀的杂文家”。他的小说《京华烟云》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孔子的智慧》更是连续52周占据美国畅销书榜首。在那个时代，许多西方人正是通过林语堂的文字，初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林语堂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林至诚是乡村牧师。林至诚性格敏锐幽默、富于想象力，他希望林语堂学习英文，并为他规划了留学的未来。林语堂在教会学校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这段经历使他不仅熟悉犹太民族的故事，还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时为他的英文打下了坚实基础。 18岁时，林语堂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此前，他已经在圣约翰大学预科就读一年。学习期间，他一头扎进《牛津英文字典》的世界，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他还将名字从“林和乐”改为“林玉堂”，后人熟知的“语堂”便由此而来。在大学一年级时，他的英文能力已十分出色，担任英文刊物《ECHO》的编辑。 大学毕业后，林语堂来到北京，在清华大学西文部任教。他开始大量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深入探索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阶段，他不仅扩展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融入了新文化运动的热潮。当时，新文化运动正倡导“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革新思想，林语堂积极参与其中，撰文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胡适、鲁迅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学术与个人联系。 1971年1月19日的台北，天气阴沉。这一天晚上，林语堂接到了几位老友的邀约，准备外出赴宴。临行前，他看了看独自在房间里的长女林如斯，想着女儿近来的精神状态似乎有所好转，便没有多说什么就出了门。 这是一个平常的晚上，林家的佣人正在厨房收拾餐具。突然，她听到楼上传来一声异响。起初，她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林如斯小姐在整理房间。但过了一会儿，楼上却陷入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寂静。那种寂静太反常了，让经验丰富的老佣人心里泛起了不祥的预感。 佣人轻手轻脚地上了楼，来到林如斯的房间门口。她先是试探性地敲了敲门，却没有得到回应。又喊了几声＂小姐＂，房内依旧没有任何动静。佣人的心跳开始加快，她鼓起勇气推开了房门。 眼前的一幕让佣人瞬间呆立在原地：林如斯吊在了屏风的横梁上，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佣人慌忙冲下楼，颤抖着手拨通了林语堂的电话。当时林语堂正在饭局上，接到电话后，他立刻放下筷子，匆匆赶回家中。 从街角到家门口这段不长的路，对林语堂来说却像是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推开房门的那一刻，佣人的哭声已经从楼上传来。林语堂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楼梯，闯进了长女的房间。 房间里，一切都还保持着林如斯生前的样子：书桌上摊着几本翻译到一半的书稿，床头柜上整齐地摆放着几瓶药物，墙上挂着她最喜欢的一幅画。唯独那个熟悉的身影，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林语堂，这位以“幽默”哲学闻名的大师，为现代汉语引入了“幽默”一词。从1933年起，这个词汇逐渐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生活态度的象征，而林语堂本人也以其通透豁达的心境成为这一理念的最佳代言人。作为学贯中西的才子，林语堂的婚姻却极其传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 然而，他对婚姻和爱情的见解却十分深刻：“把爱情当饭吃，把婚姻当点心吃，是现代人的毛病。”他用这种通俗比喻点破了人们对爱情和婚姻的错误认知。婚礼当天，他将结婚证书付之一炬，并告诉妻子廖翠凤：“婚书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这一举动成为他对婚姻忠诚的宣言。 婚后，他沉迷创作时，廖翠凤默默承担家务；他经济窘迫时，廖翠凤毫不犹豫变卖首饰；他病弱无助时，她则细心照料，悉心呵护。廖翠凤不仅为他抚育了三个女儿，还让他的家庭生活充满温馨和天伦之乐。他喜欢教女儿们用炖猪蹄的汤粘嘴巴，也曾在冬日雪天用雪橇接生病的妻子回家，令人啼笑皆非。他将婚姻比喻为气球和坠头的关系，感慨妻子是他的稳定力量，让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他的好丈夫秘诀简单又深刻：太太高兴时与她同乐，太太生气时绝不较劲。 林语堂的幽默和智慧同样体现在他的教学和社交中，他在东吴大学教授英文时从不点名，但课堂总是座无虚席。他以独特的方式为学生评分，根据平时表现作出公正评价。私下里，他把自己的照片和孙辈们的拼在一起，命名为“三个孩子”，令人忍俊不禁。在宗族大会上，他用《水浒传》中的林冲、《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甚至美国总统林肯调侃林氏祖先的“辉煌”，赢得满堂笑声。 晚年的林语堂，致力于编写一套汉英辞典，将毕生学识传承后人。他历经多年辛劳，最终完成《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他的灵柩被安葬在台北阳明山麓的家庭院后园，廖翠凤守着他度过余生，直至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