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很忌惮日本，于是询问朱可夫日军的情况，朱可夫说了一番话后，斯大林便不再担心东线的局势。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后，二战爆发，虽然苏联短暂置身事外，但是斯大林也很关注欧洲战场的形势，尤其是德国在1940年5月对法国、丹麦和挪威等国家发动的军事进攻，让斯大林担忧德国在击败法国后，会向东对苏联发动进攻。 如果苏德在苏联西线开战的话，还是苏联可以接受的范畴，但是如果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同时向苏联发动进攻，那么，苏联将会面对两线作战的窘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在1940年5月，将朱可夫将军叫来，向其询问日本军队的真实战斗力。 朱可夫在前一年的诺门罕战役中给予日军极大的重创，在凯旋莫斯科时，受到举国赞扬，荣获“苏联英雄”称号，扬名远东。 朱可夫的回答是：“同我们在哈拉哈河（应该是指诺门坎事件）作战的日军士兵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他们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指挥人员受过很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时毫不迟疑。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训练差，主动性差，习惯于墨守成规”。 简单来说，就是日军士兵作战很顽强，但是军官却很垃圾。 很多人认为朱可夫对日军将领的这番评价有失公允，因为日本培养一名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是费很大劲的，怎么可能是垃圾？ 那么，日本是怎么培养军官的呢？想要当日本军官，必须是要接受过严格军事教育的，普通士兵不管打仗如何厉害，都很难成为军官。 所谓严格的军事教育，就是首先读三年的陆军幼年学校，毕业后再通过考试升入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对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想必熟悉一点战争史的同学都十分了解，甚至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在抗战爆发前，中国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留学生多达1600余人，这些人回国后都投身到军界当中，对中国近代军政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如蔡锷、徐树铮、唐继尧、孙传芳、许崇智、程潜、阎锡山等人都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然也有像蒋介石这样，只读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军事学校（东京振武学员），也自从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 尽管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大多数都成了军阀将领，但是从教学目的来说，陆军士官学校主要培养士官的，士官也就是军队中的基层军事指挥官。 而日本真正培养中高级指挥将领的，则是日本陆军大学，想要考上日本陆军大学，那可是相当困难的，从成绩上来说，报考者必须是陆军士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从履历上来说，报考者必须拥有两年的从军经历；从级别上来说，报考者必须是中尉以上的军官；从年龄上来说，报考者必须未满30岁。 如此严格的招考条件，放眼整个日本军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合格，更为吓人的是，在考入陆军大学后，还要学个八年以上才能够毕业。 从以上的日本军事教育体系来看，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普鲁士的经验，以培养专业化的军官为目的，既注重理论培训，也注重实践情况。 相对于日本军官的培养体系，苏联的军官培训则没有这样的系统化，苏联的军队教育比较倾向于全民皆兵的培养模式，除了军校分级较多外，在各步兵师都有军士教导营，一边打仗一边培养士官，有重大表现的话，还可以继续推荐到军校深造。 以朱可夫为例，他是在1915年应征入伍，经过几年的战争磨练，到1923年晋升为骑兵团长，又从部队里考入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随后又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经过对比我们能够看出日苏两国的军官培训方式，日本比较循规蹈矩，必须是先军校学习，再经过短暂的实战镀金，然后再进行学习，相当于大多数的时间都用在了理论学习上。 朱可夫指挥的诺门罕战役，正是苏军与日军真正意义上的交手。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决定首先在诺门罕一带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占领其东部的领土哈拉哈地区，作为其下一步入侵苏联远东地区的跳板，从而实施其蓄谋已久的“北进计划”。 当时日军内部正在为“北进”或者“南下”的策略而争论，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场战役决定了日军最终的政策走向。 诺门罕战役爆发后，双方由小规模冲突，经过一段时间的交火后，战事升级，6月18日，朱可夫被苏联统帅部任命为第57特别军军长，负责指挥此次战役。 在战役中，苏联首次实施了空降作战，首次使用了“进攻防御”和“夜间强光照明”的战术，还首次采取了电子干扰战和心理战，后勤部门还创造了超远距离连续补给的方式。 可以说，苏军是在战争中研究战争，这些作战中得出的经验，后来都广泛应用在苏德战争中。 而此次战役中，充分暴露了日军各军兵种间缺乏协调作战的致命处，诺门罕战役的惨败，让日军真正认识到苏军的实力，后来不得不放弃对苏强硬政策。 斯大林则通过朱可夫的话得出日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所以便放心着手西线战事，而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日本也始终未敢轻易对苏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