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蒋介石见军统日益坐大，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进行监视。戴笠万万想不到，他的结义兄弟胡宗南，也是成员之一。 中统和军统争斗多年，为了对付徐恩曾，戴笠没少搜集材料向老蒋打报告。徐恩曾倒台后，军统局帮办唐纵皮笑肉不笑的向戴笠道喜，戴笠打了个哈哈，内心却有鸟尽弓藏之感。 唐纵是军统元老，“十人团”成员之一，但在进入侍从室任主管情报的少将组长后，和戴笠的关系日益微妙。抗战中后期，老蒋见军统的势力不断膨胀，心生警惕，便让唐纵插手军统事务，给了他一个“帮办”的头衔。 唐纵是黄埔六期生，在校期间就爱记录同学们的言行，发现不对劲的就去告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唐纵爱告状事流传开来，同学称他为“唐报告”。唐纵平日夸夸其谈，理论考试成绩也很好，但因身体协调性差，步兵操练等实训科目的成绩是垫底的存在。 有同学调侃说：“我们的唐报告，总说他文能安邦，可为何连靶子都打不中呢？” 在侍从室和军统局本部两边跑的唐纵，对戴笠而言，就是老蒋派来的“监军”。搞特务活动，唐纵不如戴笠，但若论城府和打小报告，那就是戴笠不如唐纵了。 抗战胜利后，兼任军统局长的侍从一室主任钱大钧，被调去上海任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侍从一室主任由晋绥军出身的商震担任，当时老蒋已决定改组侍从室，因此商震只是个过渡，自然也不会兼任军统局长。 戴笠一直是以副局长的身份，主持军统事务，在钱大钧走后，他眼巴巴等着老蒋将他“扶正”，不想老蒋考虑后，给了戴笠一个“军统局中将代局长”的身份。“中将代局长”只是职务军衔，戴笠的铨叙军衔依旧是少将，这让他大失所望的同时，也有了危机感。 与此同时，老蒋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军统的“五人小组”，老蒋自任组长，其余四人为唐纵、钱大钧、宣铁吾、胡宗南。 钱大钧和戴笠早在“西安事变"期间，就结下了仇怨。事变后，戴笠向老蒋告密，说钱大钧知情不报，和东北军似有暗中往来。 老蒋大怒，召来钱大钧质问，钱大钧撕开上衣，露出前胸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伤口是“西安事变”当天，在华清池保卫老蒋的钱大钧，被东北军士兵的流弹射穿前胸所致。 看了钱大钧的伤口，老蒋顿时气消了。第二天，钱大钧又把受伤时的血衣拿给老蒋看，老蒋颇有些尴尬，连连摆手，示意此事就算翻篇了。 解除老蒋对他“信任危机”的钱大钧，在得知是戴笠背后搞鬼时，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宣铁吾有黄埔一期生，浙江人，老蒋的原侍卫长、蒋经国的密友等“多重光环”，属于蒋氏父子都信任的人，他是戴笠的死对头。 戴笠在抗战中期，曾兼任“财政部缉私署长”。1943年，鉴于军统大小特务，架着缉私署的名义，大肆贩运货物牟利，老蒋改派宣铁吾为缉私署长。 宣铁吾对军统特务向来没有好感，到任后联合黄埔一期同学、宪兵司令张镇，对军统特务私运货物的行为进行打击，查扣了大量货物，也抓了不少的特务。 戴笠去找宣铁吾、张镇活动，两人根本不买他的帐。气急败坏的戴笠，派特务搜罗一番后，拿着几个宪兵和特务勾结运货的证据去找张镇，意思是大家都是彼此彼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 张镇大怒，下令将犯案的几个宪兵执行枪决。戴笠见状，只得悻悻离开。本来，宣铁吾、张镇打算狠狠的杀一下军统的气焰，但老蒋不愿事情闹得太大，写了手令，最后以枪决了十几个小特务了解了这场风波。 抗战胜利后，戴笠想让军统的人担任上海警察局长，但老蒋大笔一挥直接圈定了宣铁吾。 钱大钧、宣铁吾去上海，自然不会给戴笠好脸色，军统上海办事处的活动，长期受到限制。 耐人寻味的是，老蒋竟然将胡宗南也纳入了“五人小组”。胡宗南和戴笠是结义兄弟，互为援手多年，知晓戴笠极多的机密。老蒋将胡宗南拉进来，一来，对付戴笠就要方便不少；二来，也可以试探一下胡宗南。 对胡宗南而言，尽管他和戴笠交情匪浅，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天子第一门生”。在老蒋和戴笠之间，胡宗南肯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老蒋。 至于唐纵，本就和戴笠貌合神离，有说法称“五人小组”的设立，就是唐纵的提议。 到了1946年初，由于国民党内要求裁撤中统、军统的呼声越来越高，老蒋又设立了“八人小组”，专门负责改组“两统”。 中统的膨胀速度，远不如军统，因此这个“八人小组”，主要是针对军统的。八人小组的成员是：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 八人中，戴笠和郑介民、唐纵属于军统系统，但彼此间关系微妙，另外五人，都和戴笠不和。这个以改组“两统”为目的的小组，戴笠显得势单力孤，并无多少话语权。 3月初，老蒋去电戴笠，让他尽快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预感不妙的戴笠，在3月12日离开北平时，和送行的郑介民等人聊天时，语气如同交代后事一般。 五天后戴笠坠机身亡，这个结果，对老蒋而言，恐怕是喜忧参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