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一名中年男子，脖子上挂着几十串铜钱。可是，他的脸上却看不到半点的高兴劲。当时社会上，有钱人和钱庄使用银票、金银。而普通百姓使用铜钱的占多数。 清代的货币制度采用银铜双本位制，这种制度在表面上看起来很完善，但实际上却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分化。在这个制度下，白银和铜钱各自形成了独立的流通体系，分别服务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商人和官员阶层普遍使用银两和银票，这些货币具有携带方便、储存简单的特点。一张银票就能完成数百两、上千两的交易，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先进的支付方式。 相比之下，普通百姓的日常交易主要依赖铜钱。一两银子可以兑换1670文钱，这些铜钱既重又不方便携带，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在清代中后期，货币市场上还出现了外国银元，主要包括墨西哥银元、西班牙银元、英国银币和日本银币。这些外币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货币体系的复杂性。 普通百姓在使用铜钱时面临着诸多困扰。一串铜钱通常是一千文，重量接近2.5公斤，如果要携带较大数额的铜钱，往往需要用绳子串起来挂在脖子上或肩上。 在跨地区交易时，铜钱使用者还要面临更大的困境。不同地区的铜钱成色和重量有差异，这导致了兑换比例的不同，普通百姓在交易时经常会遭受损失。 咸丰年间推出的当十大钱，本应该能缓解铜钱携带不便的问题。但是由于其实际购买力远低于面值，一枚当十大钱最多只能当三文钱使用，这种贬值现象给普通百姓带来了更多困扰。 使用银两和银票的商人阶层，在进行大额交易时显得游刃有余。一张银票就能完成价值数百两的交易，而同样数额的铜钱，则需要十几个人来搬运。 这种货币使用上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交易便利性上，更反映了清代社会的等级分化。有条件使用银两和银票的人，往往能享受到更多的商业机会和社会资源。 清代后期，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各类外国银元在市场上大量流通。然而，这些外币主要集中在商业发达地区和富裕阶层手中，普通百姓依然难以接触到这些先进的货币形式。 在清代的集市和街道上，各类货币的使用界限非常明显。小商小贩的摊位上，铜钱叮叮当当的声音此起彼伏，而大商铺里则是银两和银票的天下。 最能体现这种差异的是日常饮食交易。普通百姓买菜买米都用铜钱，一个鸡蛋三文钱，一斤面粉十五文钱，这些小额交易构成了市井生活的基本面貌。 而在高档食肆，使用银两和银票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一顿讲究的酒席动辄需要几两银子，这相当于普通百姓好几个月的生活费用。 衣物市场的货币使用同样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普通百姓购买布匹和日常衣物用铜钱就能解决，但购买上等丝绸和皮货时，商家只收银两。 清代的住房交易更是彰显了货币使用的鸿沟。普通人租住一间小屋，用铜钱按月支付，而大户人家租赁宅院，动辄就是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的年租。 在商业活动中，银票的使用范围非常有限。只有在大城市的钱庄和商号之间，银票才能顺利流通。普通商贩和百姓即使得到银票，也要到钱庄兑换成铜钱才能使用。 外国银元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变化。在沿海通商口岸，外国银元逐渐成为重要的交易货币。但在内地，外国银元的使用仍然局限于富商大贾之间。 高端消费领域几乎完全杜绝了铜钱的使用。无论是购买进口商品，还是参与高档娱乐活动，都需要使用银两或外国银元。 当时的钱庄和商号在兑换货币时会收取手续费。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种额外的开支成为了一种隐形的负担。 清代后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外国银元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不断上升。但普通百姓依然难以接触到这种新型货币，他们的生活圈子始终被铜钱所限制。 清代的货币体系对经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铜钱使用者在进行跨区域贸易时面临着巨大的障碍，仅仅是运输货币就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储蓄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也是一个难题。铜钱容易生锈，长期存放会导致价值损失。即使存放一千文钱，也需要相当大的储存空间。 商人阶层在货币使用上占据着明显优势。他们可以通过银票进行远距离交易，还能利用不同地区的汇率差额获取利润。 普通百姓的投资渠道非常有限。他们手中的铜钱很难转化为生产资料，更难以参与到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中去。 清代的房产交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套四合院动辄需要几十两到上百两银子，对于只能积攒铜钱的普通百姓来说，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 商人和官员阶层则可以轻松地进行房产投资。他们手中的银两和银票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可以快速转化为各种形式的资产。 长期使用铜钱的群体，在经济活动中处于明显的劣势。穷人不仅要承担货币贬值的风险，还要面对各种兑换费用的损失。 清末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货币体系是重要原因之一。有条件使用银两和银票的群体，在经济活动中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