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国民党中将周福成在北平上大学的女儿周长秀飞到沈阳，劝说周福成起义，周福成大吼道：“你要再说，我枪毙你。” 周长秀说：“毙就毙，我不怕。” 嘴上这样说，可毕竟是亲女儿，周福成叫来副官，让把周长秀送回北平。 周福成是东北军老将，1938年12月，接替万福麟担任东北军53军军长。53军在1943年被调入滇西，划归霍揆彰二十集团军。 霍揆彰是黄埔一期生、“土木系”的骨干，对东北军出身的53军很是歧视，有功不报或少报，装备上故意克扣。 卫立煌自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以来，对所属各部队一视同仁，在了解了霍揆彰的“小动作”后，多次当面斥责，使得霍揆彰不得不收敛许多。 有一次，卫立煌在霍揆彰的陪同下视察53军，当见到一线部队的武器大都未更换后，质问霍揆彰怎么回事，霍揆彰支支吾吾的说：“或许是集团军总部的军需处长漏掉了，随后就补上。” 卫立煌说：“我早已严令，各部队一视同仁，今后若还有这类事情发生，我直接报请军委会，让委员长撤你的职。” 霍揆彰吓得满头大汗，视察后不久，便将私自扣押的武器装备，换发给了53军。 1944年5月，在卫立煌的指挥下，以宋希濂的十一集团军、霍揆彰的二十集团军为主力的二十万远征军，强渡怒江，拉开了滇西反攻的序幕。 53军官兵，在渡过怒江后，连番血战，屡立战功。在攻打腾冲之战中，53军负责攻击东城，官兵用拉网的方式向城中心推进，由于日军依托暗堡和隐蔽工事疯狂抵抗，平均每推进十几米，就要战死好几十个官兵。 攻克腾冲后，霍揆彰想吞并换装美械的53军，便直接越过卫立煌，向重庆的蒋介石打小报告，说：“查第53军军长周福成，及第116师师长赵镇藩，第130师师长王理寰，腾冲作战不力，应予撤职查办，组织军法会审，所遗部队分拨各部队补充缺额，以充实力。” 老蒋去电卫立煌询问，卫立煌仗义执言，力陈53军的战功。为了避免53军被霍揆彰仗着陈诚撑腰，吞并成“土木系”的部队，卫立煌干脆把53军划到了十一集团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一共有十三个全美械军，分别为：新一军、新六军、第2军、第5军、第8军、第13军、第18军、第53军、第54军、第71军、第73军、第74军、第94军。 可以看出，53军是十三个全美械军中，唯一的杂牌军出身，这自然和卫立煌的关照是离不开的。 1948年1月，在东北待了仅不到半年的陈诚，灰头灰脸的离开，留下的烂摊子交给了刚回国不久的卫立煌。 卫立煌到沈阳就任后，因老蒋的插手指挥，权力实在是有限，锦州这边，自范汉杰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后，北宁路秦皇岛至锦州段的部队，卫立煌很难指挥的动。 另一个“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自困守长春后，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沈阳地区有战斗力的新一军、新六军、71军等部队，都被编入了廖耀湘的第九兵团，该兵团的行动，因老蒋经常干涉，卫立煌很难控制。 卫立煌真正能指挥动的，也就周福成的53军了。周福成在卫立煌到沈阳后，表现得较为服从，毕竟当年在滇西，若不是卫立煌插手，53军就被吞并了。 53军是在1947年5月，由华北调到东北的。卫立煌到沈阳后，编组了第八兵团，辖53军、青年军207师，由周福成任司令官。青年军207师，是蒋经国抓的部队，全师主要军官大都很顽固，对周福成也不大买账。 周福成显得很是犹豫，卫立煌见他不情愿，也就笑笑不再提了。不久后，沈阳的东北军元老马占山、万福麟等人见大势已去，乘飞机离开。 万福麟对送行的周福成说：“全五，东北军就剩下53军这支余脉了，你可要灵活一些。” 周福成问53军副军长赵镇藩说：“灵活一些是什么意思，怎么个灵活法？” 11月30日，卫立煌乘坐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沈阳。卫立煌走后，老蒋给周福成打了电话，让他全权负责沈阳地区的军政。 错估形势的周福成，还做着“坚守沈阳三个月，等候援军”的迷梦，可显然，已没有多少人听他的话了。 在解放军对沈阳发起进攻时，除青年军207师在负隅顽抗外，其余守军大都投诚。11月2日，沈阳全城解放，十三万守军，除青年军207师师长戴朴带着三千多人突围逃走外，其余都被歼灭。 周福成躲藏在一栋银行大楼内，在解放军喊话后，他跑出来对解放军连长黄达宣说：“我叫周福成，正在派人联系起义。” 黄达宣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你还是先当俘虏吧。” 随后，周福成被押送到了解放军二纵六师的临时师部，师长张吉诚说：“53军官兵都起义或投诚了，就剩你这一个光杆军长，你这是何苦呢。” 周福成内心后悔不止，连连说：“辛苦你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