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起义的蒋军兵团司令官裴昌会受到贺龙的接见，贺龙说：“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这话要说清楚。” 裴昌会长期在胡宗南集团任职，胡宗南任第一战区长官时，他是副长官，胡宗南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时，他是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官。 第五兵团是胡宗南集团的主力兵团，在退守秦岭一线后，尽管实力大不如前，但还是有四个军的番号。 裴昌会率部南撤后不久，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人通电起义。陶峙岳起义时，委托裴昌会的保定军校同学周祥初，给裴昌会发去一封电报，内容大意是：“新疆已起义，裴司令官也应效仿，高举义旗。” 胡宗南通过在第五兵团部的眼线，很快知晓了此事。 不久后，胡宗南给裴昌会打去电话说：“你在前线很辛苦，第五兵团的事情就交给李文来干吧。” 裴昌会清楚这是胡宗南对他起疑了，便说：“既然是胡主任的命令，我没有意见，让李文尽快来交接吧。” 胡宗南说：“西北绥署整补的二线部队，已编为第七兵团，这支部队就交给你了。” 李文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平津战役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四兵团司令官。北平和平解放后，李文、石觉、袁朴等顽固将领乘飞机离开。 李文去南京见了蒋介石后，被派去西安绥靖公署任副主任。李文本就是胡宗南集团出来的，借着这次“电报事件”，胡宗南让他重掌兵权。 几天后，李文来到了第五兵团部。第五兵团的军、师长，大都是“第一军”系统出来的，作为第一军老人的李文，和这些将领都熟识，很顺手的和裴昌会完成了交接。 裴昌会接手的第七兵团，所辖部队都是新整补或尚待整补的部队，士气低、装备差。 12月，裴昌会见成都解放在即，加紧了起义的筹划。胡宗南这时，对裴昌会更不放心，将第七兵团较有战斗力的38军等部划了出去，同时让57军跟着第七兵团部一同行动，名为协同作战，实为监视。 当裴昌会将兵团部撤到剑阁时，57军军长冯龙也把军部迁了过来，并让所部驻扎在剑阁四周。 有冯龙在身侧，起义难以发起，裴昌会以兵团司令官的身份指示说：“冯军长率部先去绵阳，控制周围公路和高地，以便兵团随后畅通行军。” 裴昌会率兵团直属部队到绵阳后，又指示冯龙，说下一步要去德阳，让冯龙率部断后。等裴昌会来到德阳时，发现冯龙的57军已在几个小时前到了。 裴昌会以此为借口，指责冯龙违抗军令。冯龙被训得满头大汗，却又不敢发作，裴昌会趁机说：“你带着部队先去成都，我随后就到，如果有异议，我现在就请示胡主任。” 冯龙见裴昌会搬出了胡宗南，连连说：“不必麻烦胡长官，我这就去成都。” 冯龙走后，起义最大的障碍不在了，裴昌会加紧了对起义的部署。裴昌会早有起义之心，未能发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家人的安全。 在抗战中，裴昌会在一次和日军作战中，随军的妻子姚琳卿和三儿子、侄女、外侄孙等七人被俘后遭到杀害。 到了1949年8月，裴昌会的其余子女，又被胡宗南派人送去了台湾，名为“妥善安置，免去后顾之忧”，其实就是人质。 12月23日夜，裴昌会在兵团部召集亲信开会后，通电起义。因第七兵团所辖部队番号众多，且不集中，因此有的部队响应并参与起义；有的部队虽响应但却无实质性表现，继续西进，在解放军追击下放下武器；有的部队则采取观望，后在解放军包围下缴械。 这也就是为何，裴昌会兵团起义后，其所部官兵有起义、投诚、投降三种身份。 25日，贺龙司令员乘车来到了德阳和裴昌会会面。裴昌会见到贺龙后，有些惭愧的说：“我在半年前就联系解放军了，可拖延至今才起义，心中有愧，也有非到兵临城下不低头之嫌。” 贺龙看出了裴昌会的顾虑，爽朗的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的人不算血债。” 贺龙这番话，让裴昌会很是感动，在随后的交谈中变得很放松。 当贺龙问及胡宗南的去向和部署时，裴昌会说：“胡宗南在三个月前，曾和宋希濂筹划了一个撤军滇西、缅甸的计划，但却没有实质性的行动。两天前，胡宗南带着参谋长罗列等少数心腹，乘飞机逃离成都，至于去哪里，连被他委任代行指挥权的李文都不清楚，其他几个兵团司令官，事前根本不知道胡宗南要逃。” 贺龙哈哈大笑说：“不少人说胡宗南此人志大才疏，看来不假啊。” 这次会面的三天后，贺龙再次来到德阳，对裴昌会说：“成都已经解放了，我们准备举行入城仪式，到时候你和我乘坐一辆车。” 贺龙还让裴昌会带一个可靠的警卫营去成都，并解释说：“四川起义、投诚的部队有好几十万，散落在各处的游兵散勇也很多，特务活动也很猖獗。本来，应该派我们的人来负责你的安全，但战士们对你不熟悉，可能会出现不礼貌的事情，就从你的部队中挑选人员。” 1949年12月30日上午9时整，随着贺龙的一声令下，入城式在震天的军乐声、口号声、鞭炮锣鼓声中隆重开始，30多万成都市民在近20里的入城式线路两侧，夹道欢迎解放军指战员。 和贺龙同车的裴昌会，看到这幅热闹欢乐的场景，激动的留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