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受降仪式上，日军看着对面穿着八路军军服的少年铃木三郎，大惊失色：这不是他们司令部的翻译官吗！   铃木三郎本名陈敏学，是个中国孩子，1929年出生在广东梅州。父母做点小生意，生活还算富裕。   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陈敏学的家被夷为平地，父亲和弟妹惨死，母亲被抓走后下落不明，陈敏学成了孤儿。   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都会进行文化入侵。他们强行让当地的学校用日语上课，逼迫孩子们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企图驯化下一代。   日军为了让所有孩子都接受奴化教育，实行“大棒加甜枣政策”。上学的孩子，学校管饭。不上学的孩子，家长拉走做苦力。   陈敏学为了活下去，不得不“积极”去上学，因此展现出了惊人的语言天赋。   当别的孩子还在为复杂的语法和拗口的发音苦恼时，他已经能够流利地用日语与老师对话。   不到三年的时间，陈敏学的日语水平已堪比母语，他的语言能力引起了日军的注意。   司令部的一名军官亲自来到学校，带陈敏学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日军司令部冈田部队当翻译。   “从今天起，你就叫铃木三郎了。”为了让其彻底成为“二鬼子”，军官给陈敏学起了个日本名字，披上了一层鬼子皮。   从此，他成了百姓眼中的铁杆“小汉奸”，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人惨死的模样和母亲被拖走时凄厉的惨叫，始终保持着本心。   在司令部的日子里，陈敏学表面上勤勤恳恳地做着翻译，实则内心煎熬。   日军时常会带着他审讯抓到的抗日志士，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如何残暴地迫害他们，无论男女老幼。   每一次的翻译都像是用刀子在割自己的心，但为了活下去，他必须隐忍，他在等合适的机会。   1943年一个晚上，在又一次协助审讯后，陈敏学回家坐在书桌前，想起被审讯的那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被折磨的浑身血淋淋，心中五味杂陈。   突然，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响了起来。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只见一个衣衫破旧、面容坚毅的人站在门外。   “你好陈敏学，我是东江纵队的队长邓华。”那人低声说道。   陈敏学心中一震，他听说过游击队的事迹，也一直想联系他们，可惜没有门路。   他赶紧让邓华进来，主动说到：“我可以为你们打探情报，协助营救被捕的游击队员。”   邓华听了他的话反而沉默了，准备的一大堆“策反”的话还没说出口，对方就已经“上套”。   接下来的日子里，陈敏学开始了他的双重生活。白天，他是日军的翻译，是“铃木三郎”；夜晚，他是传递消息的特工，是游击队的眼睛和耳朵。   他利用职务之便，巧妙地获取了日军的种种情报，包括兵力部署、物资调配等关键信息。   游击队多次利用情报取得胜利，日军开始怀疑内部有奸细。   有一次，日军策划了一份完美的根据地扫荡计划，被陈敏学在最后关头冒险送出去。   游击队提前撤离，日军扑了一个空，导致计划失败。日军大怒，势要将泄密者折磨致死。   陈敏学成了他们的首要怀疑对象，因为当时只有几个日本军官和他知道，日军当然相信自己人。   15岁的陈敏学立即被带到了宪兵队审讯室，审讯的中岛队长一脸狠厉地盯着他：“说！是不是你泄露的情报？”   陈敏学心中一紧，面上装作委屈地连连摇头：“我从小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怎么会做这种事？”   中岛冷笑一声，挥动着手中的军刀一一划过房间内的刑具：“再不说实话，我就让你见识过的手段全招呼在自己身上！”   陈敏学假装吓得涕泪横流，心却提到了嗓子眼。他早就设想过很多回，如果被抓，要怎么摆脱嫌疑。   审讯持续了整整一夜，中岛用尽了各种手段，甚至用军刀割破了他的脖子，陈敏学都抵死不承认。   终于，中岛无奈地挥了挥手：“放了他吧，这家伙应该不敢背叛我们。”   陈敏学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了住处，心中却很开心。不是开心自己逃过一劫，而是可以继续为游击队提供情报。   1945年8月15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无数中国人民欢呼雀跃，庆祝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   在这一天，陈敏学身着八路军军服，以我方翻译的身份出席了受降仪式。   当曾经审讯过他的中岛惊讶地认出他时，陈敏学只是骄傲地回了一句：“我是中国人，我是东江纵队的情报员。”   中岛气得明容扭曲，想宰了当时的自己。明明都已经怀疑他了，却因为对方是个孩子，放松了警惕。   顶着“小汉奸”的身份过了数年黑暗的日子，陈敏学终于站在阳光底下，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抗日小英雄。   那些曾经误解他、唾弃他的人，在得知他这些年忍辱负重、暗中为游击队提供情报的英勇事迹后，无不肃然起敬，纷纷向他道歉并表达敬意。   他曾经说过，自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年特工，但只要心中有信仰，再小的力量也能汇聚成推动历史进程的洪流。   有趣的是，陈敏学直到1988年才入党，因为他不知道流程，以为加入游击队就是入党。入党后，连续8年被评为优秀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