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末，日本的“昭和第一兵家”石原莞尔在回忆录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当年军部的疯子们没有扩大中国事变（全面侵华），那日本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既信奉嗜杀成性的日莲宗，又宣称自己是“和平爱好者”。他曾挑起九一八事变，却在七七事变后极力反对扩大对华战争。他不同于传统的日本军人，不相信几场决定性的战役能左右战争胜负，而是提出通过持久战达成战略目标。他就是石原莞尔，一个令人既忌惮又难以定义的日本军官。 1918年，日本陆军大学的毕业典礼即将举行，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按惯例需觐见天皇并发表演讲。然而，这一传统在石原莞尔身上成了难题。尽管成绩拔尖，他在校期间却以大胆直言和怪异言论闻名，令校方担忧他在天皇面前“口无遮拦”。为了避免尴尬，校方篡改成绩，将第一名的荣耀授予另一名学生。 石原莞尔的异于常人不仅体现在学业上，也贯穿了他的军旅生涯。他在九一八事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在七七事变后坚决反对扩大侵华战争。他警告同僚，如果战争升级，日本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这种“悲观主义”在日本军界显得格格不入，也让他成为同僚眼中的“异类”。首相东条英机尤其厌恶他，最终在1941年将其排挤出军部。翌年，他以虚职退役，返回家乡。 回到家乡后，石原莞尔选择教书维生，但依然口无遮拦。他提倡“东亚联盟”，再次引发争议，最终丢掉教职。1945年日本战败，他竟显得颇为兴奋，因为这证明了他对战争失败的预测是正确的。此时，他向麦克阿瑟写信，自称“和平爱好者”，希望免于接受战后审判。麦克阿瑟答应了他的请求，但要求他出庭作证揭发板垣征四郎等人在九一八事变中的罪行。然而，石原莞尔拒绝了。他担心得罪曾经的同僚，甚至害怕这些人在死后仍会纠缠自己。 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被称为＂昭和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在其回忆录中写下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如果当年军部的疯子们没有扩大中国事变，那日本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段看似充满悔意的文字，折射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败后的复杂心态。 石原莞尔的这番话并非空穴来风。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确实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到1944年底，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濒临崩溃。由于兵源枯竭，日本不得不征召年仅14、15岁的少年充当＂学徒兵＂，这些稚嫩的面孔不得不过早地接触战争的残酷。在军事工业方面，日本的颓势更为明显。随着美军对日本本土的持续轰炸，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急剧下降，包括飞机、舰艇在内的各类武器装备产量锐减，补给线频频中断。 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海军更是遭遇了致命打击。从中途岛海战开始，到莱特湾海战，日本的海上优势逐渐丧失。特别是在菲律宾海战中，日本不仅损失了大量舰载机，更重要的是折损了大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这些损失几乎让日本航空母舰成为了无牙的老虎。 而在中国战场，日军的处境同样每况愈下。1945年初的芷江会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中国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装备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以王耀武将军指挥的74军为例，该部队的火力配置让日军大感意外。每个师不仅配备了数千支现代化步枪，还拥有数十门火箭筒和大量迫击炮。在芷江战役中，中国军队展现出的强大火力让日军第20军司令坂西一郎震惊不已。 从1929年至1931年，石原莞尔多次秘密前往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为侵略计划收集情报并制定策略。他撰写了大量报告和计划，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石原构想”。这一构想是针对侵略东北的理论体系，具体研究如何占领和统治满洲地区。板垣征四郎对石原莞尔的战略非常钦佩，每次石原讲话都认真记录。他们每周数次碰头，详细探讨具体计划。 1931年，石原莞尔计划在东北发动战争，尽管当时驻扎东北的日军实力远不及东北军，但他自信满满，声称只需两天便可平定奉天。9月18日晚10点，柳条湖发生爆炸，事件按照计划展开。日军迅速行动，仅用不足12小时便占领了奉天。这场豪赌以日军的成功告终。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让日军仅用少量兵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中国东北大部，石原莞尔的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果。 令人意外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石原莞尔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不再激进，而是开始倡导稳健的“不扩大方针”。他反对在中国战线上过多投入资源，并参与了“陶德曼调停”等工作。他的立场并非出于良心发现，而是基于“世界最终战论”的战略考量。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全面战争，建议集中力量建设满洲国并加强军备，为未来的北进和最终决战奠定基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方针”与陆军大臣杉山元等人的“扩大派”发生激烈冲突。尽管石原试图阻止全面战争，但日本政府最终决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的主张被彻底否定。由于长期反对扩大侵华战争，他逐渐遭到军方排挤。1940年，石原被强行退役，转而在京都发表有关“世界最终战论”的演讲，并将相关理论整理成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