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的一天，徐州东南方向的小路上，几个人带着一副棺材南下，里面装的是国民党中将黄百韬的尸体。 11月22日黄昏，蒋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带着25军副军长杨廷宴及少数卫兵，向吴庄的西北方向逃跑。 黄百韬边跑边对身边的杨廷宴等人说：“从枪炮声来看，邱清泉、李弥兵团距离我们不超过十里，只要能从包围圈出去，走不了多久就安全了。” 但实际情况却是，邱清泉、李弥兵团这时已停止前进，转而向徐州方向撤离。 跑了没多久，黄百韬气喘吁吁，身边的卫兵也逃散大半。黄百韬停下脚步，对杨廷宴说：“我跑不出去了，看来就这样了。” 黄百韬靠在一个柴垛旁，对杨廷宴诉说了他的三个不解，一是，为何让第七兵团留在新安镇，白白浪费了两天时间，失去了撤去徐州的机会；二是，在新安镇的两天，为何第七兵团没有架设浮桥，导致在撤退时，各部一片混乱；三是，李弥的十三兵团在碾庄修筑了工事，为何不留下和第七兵团抱成一团，反而在撤到徐州后，又转过头来东进救援碾庄。 黄百韬留在新安镇，是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的指令，让等待从海州撤离的李延年部。向来服从的黄百韬，自然是不敢违令的。 十三兵团留下第七兵团，自行撤离徐州，除了李弥向来滑头，已经感到了不对劲外，也是执行刘峙的命令。 至于忘记架设浮桥，这可完全就是黄百韬的责任了，在大军云集之下，他身为兵团司令官，竟然不去关心撤退时的渡河问题，显然是重大失误。 据杨廷宴后来回忆，黄百韬絮絮叨叨的说了一会后，突然拔出手枪自戕。等杨廷宴反应过来时，黄百韬已倒地身死。 枪声引来了几个解放军战士，由于黄百韬和杨廷宴逃跑时，都换上了士兵军服，当解放军战士问杨廷宴怎么回事时。 杨廷宴说：“死的人是我的哥哥，我们都是25军的火头兵。” 解放军战士不仅没有为难杨廷宴，反而进行劝说，杨廷宴见状便故意大哭说：“我哥哥这下死了，让我回去怎么给老娘交待啊。” 解放军战士信了杨廷宴的假话，让他去找附近的老乡，借个铁锹把尸体掩埋了。在解放军战士走后，杨廷宴去了一户农家，对老乡说：“我哥哥被流弹打死了，能帮我把尸体掩埋吗？” 老乡问了几句后，带着儿子，帮杨廷宴把尸体埋在一棵大树下了，杨廷宴做了标记后，匆匆离开。 杨廷宴逃到南京后，先去见了参谋总长顾祝同，讲述了黄百韬之死的经过，接着又去见了黄百韬的妻子柳碧云。 柳碧云去见顾祝同，让他派人把黄百韬的尸体运回。顾祝同本打算派杨廷宴带人去，毕竟尸体是他看着掩埋的，但杨廷宴坚决不愿意再回去。 当过黄百韬副官的李文正得知后，主动去见顾祝同、柳碧云，表示愿意前往。李文正找来黄百韬的朋友张进叶，两人到了徐州，雇佣了三个人，买了一副棺材，然后一行人按照杨廷宴的描述，在碾庄找到了掩埋地。 黄百韬的尸体早已腐烂，不过通过藏在衣兜的“来宾证”，还是确认了他的身份。这个“来宾证”是一个铜制的牌子，是蒋介石发给亲信将领的，持此“来宾证”，无须提前登记，可以直接进入蒋的官邸。 黄百韬的“来宾证”，编号是“17”，以他杂牌将领的出身，这个编号是相当靠前的。 李文正将“来宾证”藏在身上，和其他人把黄百韬尸体放入棺材后，向徐州东南方向走去，一路上，李文正谎称棺木内装的是他的外甥，在碾庄被打死，要运回老家埋葬，盘查的解放军战士询问后都没有为难。 到了蚌埠的五河县，由于过了河就是蒋管区，因此在船上，李文正说话不再遮掩。船公听在耳中，在船到河中间时，突然对李文正说：“棺材内装的至少也是个师长吧，要顺利过河，必须得加钱。" 李文正把身上剩下的十个大洋，都给了船公，船公嫌少不同意。李文正说：“我也没多余钱了，这样你只要把我们拉过河，我带你去领赏。再给你五十大洋，十几条香烟。” 船公很高兴的同意了，等过河后，到了蒋军驻地后，李文正叫来几个士兵，把船公打了个半死，先前给的十个大洋，也被拿走了。 接着，李文正联系顾祝同后，将装黄百韬尸体的棺木放到了火车上，运往南京。老蒋指示顾祝同，让参谋次长林蔚带着一众高级将领，在浦口火车站迎侯。 在黄百韬的葬礼上，老蒋下令追晋其为陆军二级上将，给予柳碧云十万金圆券的抚恤金。当时金圆券已开始贬值，但十万元尚算一笔巨款。可让柳碧云没想到的是，抚恤金的支付拖拖拉拉，等到手，已是一个多月后了，这时的金圆券，已然是形同废纸了。 黄百韬死后，留下的一儿（黄效先）一女（黄丽珍），被柳碧云带去了台湾。黄效先来到台湾后，竟然和一个名叫杨士荣的赌棍好上了，后来两人关系破裂，黄效先将杨士荣枪杀后焚尸。 犯下重罪的黄效先被判处死刑，柳碧云拿着黄百韬留下的“青天白日勋章”去找老蒋求情，，哭诉说：“效先犯下杀人罪行 ，理当严惩。但望看在他父亲的份上，饶其不死，为黄家留下血脉。” 老蒋特批将黄效先改判无期，后来又将其假释放。黄效先改判，引起不小的争议，老蒋不得不收回黄百韬的“青天白日勋章”，以平息舆论。
